自南宋淳祐五年（1245年）福安置县以来，韩阳便为县治驻地，历元明清三代相沿未改。梳理明清两代福安地方志的记载可见，除城池、县署、学宫等核心公共建筑外，“街、境、铺”是反复出现的三类城市空间单元，构成古代县城内部治理与市井生活的基本框架。其中，明万历《福安县志》明确记载的“八街、八境、十铺”格局，为后世理解古代韩阳城的街巷肌理与基层管理体系，留存了极为珍贵的一手文献依据。
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陆以载纂修《福安县志》九卷，系福安现存年代最早的完整官修县志。卷一《舆地志》“街巷（地名附）”篇中，按类依次著录“城中八街”“城中八境”“城中十铺”三组城市空间名目。八街为县前南街、学前南街、东街、西街、北街、后巷街、鹿斗街、湖边街；八境为金山境、城南境、玉斗境、宾贤境、东门境、中华境、锦屏境、上杭境；十铺为北隅铺、鹿斗铺、湖边铺、更楼铺、宾贤铺、东门铺、金山铺、锦屏铺、中华铺、城南铺。
八街对应县城主干街巷，构成城市交通与市井活动的基本脉络；境为民间约定俗成的地域单元，承载基层社群与信仰空间；铺则对应驿传与治安管理分区。三类空间标识相互叠合，打破了城墙围合下的单一城市认知，共同构建出韩阳城多层级的内部空间格局。
此空间格局的传承脉络，在清代官修志书中仍有清晰记载。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福宁知府李拔总纂的《福宁府志》卷八《建置志》项下，记载福安县城设“城中十街”，其后并列“城中八境”，名目依次为宾贤境、东门境、城南境、金山境、中华境、玉斗境、锦屏境、上杭境。将此记载与明万历《福安县志》对勘可见，八境的名称无一缺失，仅排列次序有所调整。
从明万历二十五年到清乾隆二十七年，前后相隔165年，八境之名仍完整载于府级志书，足见这类民间地域称谓具有极强的历史延续性，是地方社会认同、长期稳定的直观体现。与境名的高度稳定形成对照的，是城内街市的持续拓展。明万历志所载为“城中八街”，至清乾隆《福宁府志》已扩展为“城中十街”，新增宾贤街、东门街、金山街等名目，原有部分街巷也衍生出小西门街、上杭街等新称谓。街名的不断增衍与境名的长期稳定并行不悖，直观呈现出传统县城在长时段发展中，社会结构延续与市井空间拓展并存的历史面貌。
清光绪十年（1884年）刊刻的重修《福安县志》，对韩阳城内部空间格局的沿革记载更为详密。卷三《疆域志·街市》篇仍完整著录明代传承而来的十铺旧名，同时在各条目下逐一标注了更名、合并、废置与增设的沿革细节。其中明确记载“更楼铺，废”，并新增“青云铺”条目，直观反映出晚清县城铺制体系已发生局部调整。
志中一处人物传记的附记，可进一步印证铺与街两类称谓的互通关系。清光绪《福安县志》卷二十三为元代上杭人陈德沂立传时，特意附加按语说明：“城内北辰铺亦名上杭街。”同一地域既以“铺”作为基层管理的分区称谓，又以“街”作为街巷地理的通用称谓，说明二者并非彼此隔绝的两套命名系统，而是在实际城市生活中存在空间叠合与称谓互用。
将明万历《福安县志》所载八境与十铺的名目逐一比对，可发现宾贤、东门、金山、锦屏、中华、城南六组名称重合。八境之中有六境与铺同名，占比达四分之三。此现象反映出“境”所代表的民间社群与信仰单元，与“铺”所代表的基层行政与治安单元，在空间边界上存在高度契合，二者共同构成传统韩阳城基层社会的空间组织基础。
相较于单纯的空间名目罗列，方志中以“境”定位建筑、城垣与历史事件的记述，更能直观体现这一称谓的实际功用与民间普及程度。清光绪《福安县志》卷九记述紫阳书院时，开篇即明言“在县治东宾贤境”，直接以境域作为地理坐标标定建筑方位。可见“境”并非抽象的制度概念，而是当时社会普遍使用的空间参照标识。同书卷五《城池》篇追述城垣沿革时亦称“小西门旧在湖边境”，将境名作为描述古迹方位的通用地名，足见其已深度融入地方日常的空间表达体系。
如果说建筑与城垣的记载呈现的是静态的空间定位逻辑，那么灾害记录则还原“街”“境”并行的真实城市语境。该志卷三十七《祥异》篇载，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正月十三夜，县城三会堂学前突发大火，风助火势迅速蔓延，“延及中华南街、鹿斗、锦屏、宾贤诸境，民居市肆半被焚烧”。这段记录将街巷、境域、民居商铺纳入同一事件场景：中华南街为线性街巷空间，鹿斗等诸境为片区地域单元，反映出清代韩阳城两类空间标识并用的真实面貌。
由此可见，“境”并非方志编纂时设定的抽象分类，而是可精准指认城内具体地域的通用称谓。官修名录所载“城中八境”是相对稳定的核心建制，而在史事记述与日常语境中，“境”的用法更为灵活多元，这也是八境之外仍出现“湖边境”等地名的原因。散落在城池、学校、祥异、人物各卷的相关记载，共同拼合出韩阳城立体的历史空间面貌。光绪《福安县志》所附《城池图》则直观呈现了古城“倚山为城，临溪为池”的整体格局，图中清晰标注城垣、城门、县署、学宫、莲池等核心地标与山水形制，虽未直接标注街、境、铺的具体名目，却为理解这套微观地名体系提供了宏观的城郭空间参照，让后人得以在明确的城市框架内推考街巷与境铺的分布逻辑。
在福建其他地方文献中，也可以看到“铺”与基层地域组织相联系的记载。明代叶春及任惠安知县时所作《惠安政书》，在论保甲时写道：“都必有铺，铺有多寡；铺必有甲，甲有多寡。”还详细记载了总甲、小甲、保长等组织形式。与福安方志中的十铺相互参照，可以看出“铺”这一名称在明代福建地方社会中具有广泛而复杂的实际内涵。《惠安县志》又另记用于文书传递的“铺舍”，其中有铺司、铺兵“专主走递”，可见同一个“铺”字，在不同文献语境中承担着不同含义。
今人重读旧志，这些散落在各卷的地名记载，可为我们还原古城面貌提供比后世复原示意图更贴近原生语境的线索。方志中的逐字实录，是我们探寻古城历史原貌的重要文本依凭。
（作者单位：福建理工大学建筑与城乡规划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