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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郡试馆:台湾士子的榕城十年与甲午之变

□罗佳

100多年前,台湾士子渡海而来,住在福州贡院南侧天衢边的试馆里,等待三年一度的秋闱。清光绪年间专为台湾士子赴省应试而建的两郡试馆只存在了10年,接待六科乡试,便因甲午战败、台湾割日而终结。

两郡试馆的兴建,源于刘璈对台湾士子渡海应试之难的体察。刘璈,湖南岳阳人,光绪年间任福建台湾兵备道兼提督学政,在台任职多年,深知士子的难处。光绪九年(1883年)正月,刘璈向闽浙总督何璟呈递《禀筹办全台乡、会试馆,宾兴及育婴、养济、义仓各事宜由书》,指出台湾“每届应乡试者八百余名”,而这些士子来福州考试,住宿并无定所,申请在贡院附近建试馆。

何璟批准后,刘璈筹款购地,于光绪十年(1884年)建成试馆,光绪十一年(1885年)乙酉科乡试正式投入使用。据刘璈《咨复收支各项善举经费由》记载,建馆实际耗银1.1098万两。试馆共三幢楼房,因服务台南、台北两郡士子,故称“两郡试馆”。

关于两郡试馆的具体位置,史料记载为“天衢边”。根据福州史志文献,天衢坊为贡院南大门牌坊,1932年福建省政府将贡院至公堂改名“中山堂”时,“改南大门的天衢坊和贡院前大街为中山路”。文史专家李厚威考证,两郡试馆原址在中山堂以东稍南,大致范围在今中山大院一带。2021年,冶山斈社负责人陈元春在中山大院53号发现清代文笔书院遗迹,屋内有“朱子祠”题字,福州市文物局亦组织专家在这一带寻找台湾会馆遗址,两郡试馆与文笔书院可能相邻甚至重叠,然至今未有系统的考古发掘。

值得注意的是,台湾考生在福州其实有两处寓所:除天衢边的两郡试馆外,同治年间已有澎湖士子在省垣南台建有台澎会馆。两郡试馆近贡院,为备考之所;台澎会馆近码头,为落脚返程之处,二者各有分工。

从光绪十一年(1885年)到光绪二十年(1894年),两郡试馆共接待六科乡试:乙酉科(1885年)、戊子科(1888年)、己丑恩科(1889年)、辛卯科(1891年)、癸巳恩科(1893年)、甲午科(1894年)。

这10年间,从两郡试馆走出的台湾举人,后来多有成为进士者。乙酉科,许南英在此备考,后中进士;戊子科,汪春源与丘逢甲同榜中举,二人均曾寓居两郡试馆;此后黄彦鸿、黄宗鼎等,亦由此启程赴京会试。台湾虽于光绪十一年(1885年)建省,但乡试始终归福建,称“分省不分闱”,台湾秀才考举人仍须渡海来福州。汪毅夫在《分省不分闱 分割不分家》一文中指出,台湾从福建分出,也不单独举办乡试,福建省会福州之“闽、台科举考试中心”的地位保持不变。两郡试馆虽规模不大,却是台湾读书人经由科举进入全国视野的第一站。

台湾士子在福州的居留时间,通常从春季持续到秋季。为避开台风季节,他们多在三四月间渡海抵榕,直至九月放榜后方才返回,前后约半年。两郡试馆与贡院仅隔一坊,过天衢坊即至贡院大门,往来甚便。士子在馆中读书会文,等候三年一度的考期。中式者则由此启程赴京参加会试,不第者收拾书箱返台,三年后再来。

许南英曾三赴乡试始得中举,其《乙酉乡试舟至马江口占》云:“扁舟一棹马江平,席帽依然太瘦生。卖藕小娃犹认得,笑余三度到榕城。”可见其在福州居留之久,对当地风物之熟悉。

光绪二十年甲午科,是两郡试馆接待的最后一科乡试。是年甲午战争爆发,战火燃及朝鲜与辽东,然福建乡试仍照常举行。台湾考生一如往年,寓居两郡试馆备考。他们或已耳闻北方战事,却无人预料这场战争将改变台湾的命运。乡试结束后,考生于九月放榜后乘船返台。这一别,许多人便再未能以台湾考生的身份回到福州贡院。自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起实行的“台湾举人保障名额”政策,亦于这一年终结。汪毅夫考证,该惠台政策由福建提督张云翼始倡,有效实施至1894年的福建乡试甲午科,历时长达207年。

汪春源于光绪十四年(1888年)戊子科在福州中举,曾寓居两郡试馆,由福州贡院一路考至北京。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春,《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至北京。其时正在京参加会试的汪春源,闻讯后连夜与同乡罗秀惠、黄宗鼎商议,并联络在京台籍官员叶题雁、李清琦,五人联名赴都察院上书,痛陈割台之害,力主保台抗日,即《台湾举人上书都察院泣吁勿弃台地呈文》。这不是普通的士子议论时政,而是一群即将失去家园的人在为自己的桑梓存亡做最后的恳求。据记载,五人上书时“哭声震野”,台籍举子叩阍请愿,泣血陈词。他们读圣贤书、考八股文,如今要在都察院前为自己的故土哭诉,在场之人无不为之动容。此次上书,史称台湾“五人上书”,比康有为联合十八省举人发起的“公车上书”尚早数日,实为后者之先声。

1895年之后,两郡试馆作为台湾考生集体住所的历史宣告终结。部分台湾士子不愿臣服日人,内渡大陆继续参加科举。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闽浙总督边宝泉等奏准为台湾内渡诸生拟定入籍考试办法。汪春源亦举家内渡,寄籍福建漳州。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他赴京参加会试,在亲供(履历‌)籍贯一栏仍填写“福建台南府安平县”,以示不忘故土。最终,汪春源考中癸卯(1903年)科三甲第一百二十名进士,成为台湾历史上最后一位进士。

自台湾考生开始参加福建乡试以来,至光绪二十年甲午科,200余年间台湾共出文进士33名、文举人306名,这些人几乎都曾在福州贡院应试,而最后10年间的那批士子,多曾寓居两郡试馆。

2020年,福州在三坊七巷黄巷复建台湾会馆,还原了清代台湾士子的书房、书箱与考试号舍。两郡试馆虽已不存,然其意义不止于一座会馆的兴废。自康熙年间渡海赴省应试以来,台湾士人读同样的圣贤书,考同样的八股文,守同样的气节,经由科举制度深度融入中华文化体系。我们忘不了汪春源在亲供上填的“福建台南府安平县”,忘不了“五人上书”泣血陈词以保桑梓,这种文化认同并非空谈,而是在历史转折关头的气节。

(作者单位:福建省社会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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