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战爆发后，金厦相继沦陷，闽海告急。1938年春，福建省政府机关、中等以上学校陆续内迁闽西北山区。福建省教育厅厅长郑贞文（1891—1969年）适时提出“笠剑学风”的教育理念，“笠”即竹笠，“剑”指“佩剑”，意为国难当头，教育应培养学生“质朴勤劳如农笠，刚毅忠勇如剑锋”的品格，方能担当起救亡图存的历史重任。
郑贞文“笠剑学风”思想来源于福建的特产及文化传统，他在《笠剑学风》一文以及各种讲话中，对这一理念作了全面深刻的论述，笠是福建特产，让学生戴笠是体悟农民“冬冒风雪、夏顶骄阳”的坚韧精神；“福建亦有深厚的‘剑’文化渊源，福州坪山剑池相传为欧冶子铸剑处，延平剑津相传为宝剑化龙之地。故干将、莫邪在本省亦堪称特产”，佩剑与惩强扶弱、伸张正义、弘扬正气相联系，这“正契合抗战所需之气节”。
郑贞文强调“笠剑之风，非徒形式，乃以精神铸人”，学生通过戴笠佩剑，“革除浮靡浪漫、文弱虚伪之旧习，重塑如竹之坚、金之刚的士节”，铸就质朴、勤劳、庄严、公正、忠勇的品性。他对这一理念推崇备至，专门作词“笠剑学风”歌，并将永安吉山的办公署命名为“笠剑轩”。
1938年2月开始的民训，是“笠剑学风”教育思想的首次大规模实践。省政府为动员社会力量增强抗日实力，决定对全省高中二年级及以上学生实施集中军训，学生在福州东湖完成一个月的军事训练后，被分派至各县做抗日宣传和民众训练工作。此次参训学生共计2000余人。结业时，省教育厅民众训练委员会举行盛大的“授剑戴笠”典礼，学生们身着戎装，头戴草笠，腰佩刻有“捍卫祖国”的短剑，通过这种庄严仪式来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为即将开展的基层工作奠定基础。
同年8月，省政府下令在全省开办战时民众学校，计划设立1万所，分三期完成，重点分布于山区和边区。由于师资不足，便动员全省高中、职业学校及师范学校二、三年级以及简易师范三、四年级学生共2323人停学一年，参与民教工作。学生下乡前须在沙县（战时民众教育处设在沙县）接受一个月培训，内容分为干部培训（如教育科长、督学等）和教员培训（包括小学教员1200人及抽调学生）。民众学校以200至400户为设校原则，依托当时的小学兼设，使用自编的《福建战时民众学校课本》。战时民校创造性地将军事、生产知识融入识字教育，同时强调抗战宣传与实用技能，设成人、妇女和儿童班，属扫盲性质义务教育。至1941年统计，全省累计有四五千名学生参与此项工作，受教民众总数约50万人。
除了全省大规模的实践外，“笠剑学风”精神也在一些学校得到了发展，如受“笠剑学风”的影响，1939年5月内迁永安的福建师范学校校长王秀南提出以“笔杆、枪杆、锄头杆”为核心的“三杆主义”教育，力图将学校所在地大湖建成兼具教学与抗战功能的基地。笔杆教育，就是要培养具童趣与专业能力的师范生，在推行地方教育的同时，协助地方办理户籍、调查、卫生、壮丁训练等事务，实现教育与社会的紧密结合。枪杆教育，就是在学校实施军事管理，开展国防体育；师生一律住校，生活集体化；注重体育卫生，宣传民众健康；响应抗战征召，鼓励学生投考军校，慰劳军属，支援前线。锄头杆教育，又称农业教育，学校设立农场办事处，指导学生垦荒种植、经营副业；协助农业推广如宣传良种、良禽、良畜；服务地方建设，美化环境，清理街道，修路护林。学校依据战况需要，将学生分为前方与后方，高三年级学生开赴沿海战地服务，一、二年级学生则留驻永安大湖，重点接受本土知识与实用技能培训，并参与社会实践。
“笠剑学风”在推行过程中也遭到质疑，学者姜琦就直言不讳地批评，斗笠与剑虽是福建特产，但作为现代教育的象征，未免有些“土气”和过时。他担忧，过度强调这种地方符号，会与追求“现代化”“新国民”的教育主流背道而驰。这种观点代表了部分学者对传统符号能否适应现代教育的深切疑虑。
面对质疑，支持者袁昂、陈培光等人则从战时实际出发，奋力辩护。他们认为，在当时普遍奢靡文弱的社会风气中，“笠剑”所代表的勤劳、坚韧与尚武精神，正是一剂直观而有力的“解毒剂”。它的价值不在于器物本身，而在于其承载的当下最急需的精神内核。这场争论的核心，其实是战时中国知识界共同面临的困境：在救亡图存的大旗下，如何调和深厚的文化传统与紧迫的现代化需求？郑贞文以“符号为表，精神为核”回应，巧妙地超越了形式之争，强调教育创新必须根植于现实土壤。
纵观“笠剑学风”的发展历程，其历史价值不仅体现在抗战时期的教育实践上，更在于它对当代教育改革的启示意义。
从历史价值看，“笠剑学风”通过富有仪式感的教育活动和学生深入基层的教育实践强化了抗战爱国精神。仅1938年就有数千名学生通过这一教育模式被动员起来，他们也动员了上百万的民众，为福建抗战注入了强大的力量。更值得一提的是，围绕这一理念产生的歌曲、诗文等文艺创作，成为鼓舞士气的重要文化载体，显示出教育创新产生的广泛社会影响。
从现实看，“笠剑学风”与当前提倡的“劳动教育”“实践教育”有着天然的契合。二者都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都注重破除“四体不勤”之弊。今天的劳动教育如何实现创新性发展？或许答案就在于将传统的吃苦耐劳精神与现代科技创新相融合，使“手脑并用”升华至“智创并举”的新境界。
“笠剑学风”作为烽火年代福建独创的一种教育实践路径，其以符号凝练精神、以实践回应时代的智慧，至今仍散发着不息的生命力。正如郑贞文所期许的那样：“笠剑之风，非限八闽，可播天下。”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福建医科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