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海之行结束时，我拖了一麻袋磹毛回家，熬煮了几大锅，回味着小时候最爱捣鼓的百味果冻饮。这些枯黄如短草的海生藻类，又名草燕、海石花，生在礁岩滩上，以南海产区最佳，也是我的心头好。

南海，在平潭岛之南，有草屿、塘屿两大离岛，隶属南海乡，岛民俗称“南海”。岛之以南，岛中之岛，本就自带神秘色彩。

草屿，古名“半山”，传说有神农传授村民种草治沙之法，荒岛披绿，得名“草屿”。草屿之“屿”，为闽方言的一个特征词，释义为“小岛”。“有船草屿，没船绝屿”，海况不佳时，这里就是一座孤岛。所幸，草屿位置生得好，处在海坛海峡黄金水道上，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见诸历代针路、海图及海域志，为往来船只贴岸航行时航山望海的导航点和补给点。

追问其祖上，多为清乾隆前后从福清东瀚等地陆续迁来，有随军南下的，有避乱辗转多地卜居而来的，也有逐“渔”而至的。草屿的历史，可上溯至新石器时期的壳丘头文化遗迹、青铜时期的黄土仑文化遗迹。山地丘陵地带，近年来考古发掘了大量宋至清代的白瓷、青瓷碎片等。南宋理学家熊禾在诗文别集《勿轩集》记曰：“……询之，则张氏之子名益，字以谦。问其世，则祖居海上之草屿，以儒学显，其积善有自矣。”又闻后坑村的村民前些年从废墟挖出一块石板条。石条正面上有“井桥元符三年五月座”字样，疑似农田灌溉设施。元符三年（1100年），即北宋徽宗登基，朝廷大赦之年。如此看来，最晚在北宋时，草屿已有一定的居住人口和文教基础。

“塘屿”之名，首见于《淳熙三山志》的“海道”篇：“西出屿合于昭灵庙前会迎仙港入海（潮至应天院前）。东南匿、草屿、塘屿。”昭灵庙在福清江兜村，是为数不多从宋代保留至今的海丝航线古迹，而莆田江口镇的迎仙港原为唐宋时期福州至泉州驿道必经之路，过往贡舶蕃客的重要停靠口岸。有宋以来，从福清江兜村到莆田江口镇迎仙港出海，经南日岛、草屿、塘屿，已形成一条成熟的航路。

两宋年间，泉州海上贸易繁盛，是远东水域最大的贸易商港，辐射带动周边郡县，海坛及周边诸岛亦在其列，琉球接贡船频频往返其中，遇风则入岛避泊。近年来的海坛海峡水下考古调查，陆续发现了塘屿西岸的宋元遗址，南面横山群岛海域的宋元沉船，以及东甲岛遗址的晚唐瓷器、宋元遗物、清瓷等，共同见证了这条水道的历史荣光与风险。

回顾明清两代，一边是商品经济活跃，海洋贸易需求旺盛，走私潮暗涌，一边是地处海防前哨的海坛子民饱受倭寇侵扰、朝廷海禁及内迁政策的反复折腾，民生多艰。这段颠沛流离与抗倭自救的历史，形成深刻的集体创伤记忆。至今，岛上仍流传着诸如“草屿李阿石石舂臼砸死倭仔”“齐天大圣显灵吓退倭寇”等民间传说故事。抚平了这段历史的旧疤，这些人与事又成为记忆的一环，转为代代相传的民俗。如塘屿正月初二祭高祖及贴白头联的习俗，相传是百姓为缅怀除夕夜遭“倭仔洗界”的罹难者；今塘屿供奉抗倭义士“林龙江”的三教祠门前，贴的便是“蓝额”丁忧联；草塘两岛“出砖入石”的石厝营造技艺，同样指向倭乱回迁灾民拾残垣断壁重建家园的往事。

烽烟散尽，山海归宁。如今的南海两屿，依旧守着向海而生的传统。男人们以远洋捕捞、海上养殖为主，女人们勤勉持家，做田园、接海、赶海。每到特定的时令，女人们三五成群，趁潮摇舟至岛礁磹尾，或是采挖礁生坛紫菜、耙磹毛，或是取龟足、壳螺、牡蛎……曾经，我以为赶海是“扬帆采石华，挂席拾海月”，带着几分慵懒与惬意，上了岛才知道这一篓鲜腥的来之不易。

南海乡的坛紫菜盛名在外，曾贵为朝廷贡品，“互相传买，勿得窃采”。然，野生坛紫菜的采集作业异常凶险。好菜多迎着风口，长在悬崖险坡上，需以桩钉入石或卡于石缝间，并将绳索打结套于腰，踩着防滑的塑料鞋，小心翼翼地攀岩而下，徒手掏取。草屿的菜磹中就有“棺材滩”“棺材杠滩”“棺材尾滩”，单从“磹”名中，即可窥其凶险，这也是野生坛紫菜价格居高不下的原因之一。

与坛紫菜齐名的“磹毛”海石花，有“海上燕窝”之美名，闽南妇女常慕名到草屿周边采集。每年农历二月，妇女们顶着春寒，结伴搭船找磹，用特制的铁耙，在长有磹毛的礁石上一点一点刮。受限于大小潮汛，每日可作业的窗口期极短，须赶在潮水淹没半干礁前争分夺秒采集，稍不慎便会失足坠海、身陷险境。

潮起潮落，千古如斯。而这片海山，一袋磹毛、一味紫菜，看似寻常海味，背后是芸芸讨海众生相中直面风浪的细碎辛劳，也深藏海岛人向海而生、生生不息的来路与归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