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学在新时代的文化主体性意义，核心在于它为我们如何在开放中保持自我、在交流中坚守根脉提供了深刻的历史镜鉴。

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福建武夷山朱熹园时深刻指出：“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要特别重视挖掘中华五千年文明中的精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这一论述对理解朱子学与当代中国文化主体性的内在关联具有重要启示意义。它回答了一个根本问题，即当代中国的文化主体性并非凭空而来，而是深深扎根于五千年中华文明的沃土之中。朱子学作为中华文明在宋代以后具有代表性的思想成果，自然构成了这一文化主体性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在武夷山朱熹园的讲话，将朱子学从单纯的历史研究对象提升为构建当代中国文化主体性的活态资源。

朱子学之所以能够在新时代的文化主体性建构中发挥作用，在于其思想体系本身蕴含着丰富的、可与当代对话的精神资源。

理气论强调世界的统一性与规律性，主张理一分殊，即普遍规律通过具体事物得以呈现。这为我们在复杂多变的当代世界中把握根本方向提供了思维方法，既要看到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又要坚持全人类共同价值和中华文化的核心精神。

格致论主张即物穷理，通过对具体事物的深入研究来把握其内在规律。朱熹强调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将知识探求与道德实践统一起来。这种格物致知精神与当代科学探索、实证研究的取向高度契合，同时也避免了纯粹工具理性可能带来的价值迷失，始终将知识获取置于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框架之内，为我们在科技高速发展的时代保持人文关怀提供了思想资源。

工夫论关注道德主体的自我修养。朱熹提出的居敬穷理、主敬涵养等修养方法，强调通过持续的内在修为来挺立道德主体，这与当代精神文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具有深层的呼应关系。

治道论包含丰富的民本思想与德治主张。朱熹注《孟子》时特别强调民为贵的理念，主张为政者应当以养民、教民为务。这些思想经过创造性转化，可以为当代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有益启示。

朱子学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并非截然对立，而是存在着深层的对话可能。这种对话的可能性，恰恰是中华文化主体性的生动体现，它说明中华文明完全有能力以自己的方式回应乃至丰富现代性的普遍议题。

从世界观看，朱子学的理气论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虽属不同传统，但都强调世界的物质性和规律性，反对超自然的、人格神式的创世观念，在根本立场上存在沟通的基础。从认识论看，朱子学的格物致知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出真知都强调通过实际探究来获取知识，这种认识的相通性使二者在方法论层面能够互相发明。从伦理观看，朱子学强调仁者爱人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普遍伦理准则，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公平的理想，在价值指向上具有深层的亲和性。从治理观看，朱子学主张的德治为本、民惟邦本的理念，与马克思主义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之间存在着跨越时空的思想共鸣。

朱子学的现代转化，不是单向的古为今用，而是互相成就的双向激活。一方面，朱子学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提供了丰厚的文化土壤。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在中国落地生根并结出硕果，正是因为中华文明拥有与之相契合的文化基因。朱子学所代表的中华文化传统，在价值取向、思维方式、终极关怀等层面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提供了深层的文化支撑，使其能够转化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理论形态。

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也为朱子学的当代转化提供了理论框架和现实路径。朱子学中那些具有普遍价值的成分在马克思主义的观照下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得以从古典形态中激活，转化为面向未来的、具有现代性的思想资源。这一过程本身就是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当代体现。主体性不是固守传统一成不变，而是有能力在开放中消化、吸收、转化，使传统成为面向未来的活水。

更为重要的是，这一互相成就的过程有力地增强了当代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与自信心。它表明，中华文明不是被动地接受外来思想的塑造，而是能够在保持自身精神内核的前提下主动汲取外来思想的精华，实现自我更新与自我超越。这正是文化主体性的最高表现，一个文明在面临外来冲击时，不是退缩或全盘接受，而是有能力以自己的方式重新组织、重新表达、重新创造。

文化主体性的当代建构包含多重维度，朱子学在其中均有启示意义。朱子学的历史表明，它能够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保持自身的延续性与创造性。这种历史经验为我们树立文化自信提供了深厚的历史依据，我们的文明有能力应对挑战、消化异质因素、实现自我超越。

在文明互鉴维度，朱子学吸纳佛道思想而成就新儒学的历史，以及朱子学向东亚乃至西方传播的历程，生动说明了文化主体性并不排斥文明交流。恰恰相反，真正有主体性的文化有能力在开放交流中既吸收他人之长，又保持自我之根。这种主体性与开放性的辩证统一，为当代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如何处理中外文化关系提供了历史范本。

在现代文明建设维度，朱子学所蕴含的对道德主体的挺立、对家国天下的关怀、对天理人伦的敬畏，至今仍是我们在建设中华文明现代形态过程中不应丢弃的精神财富。朱子学体现了中华文明旧邦新命的品格，它既深深植根于传统，又具有面向未来的开放性。在建设中华文明现代形态的征程上，这一品格尤为珍贵。

回望朱子学的历史命运，它曾在一个文化危机深重的时代挺立起中华文化的主体性，也曾在近代的冲击中遭遇挑战，如今又在民族复兴的时代背景下重新焕发生机。朱子学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所承载的文化主体性精神正是我们在建设中华文明现代形态过程中很需要汲取的历史智慧。深入挖掘朱子学的时代价值，推动其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不仅是对历史的尊重，更是对未来的担当。唯有在深刻理解自身文化传统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在文明互鉴的大潮中保持中华文化的独特品格与旺盛生命力，使朱子学在新征程上发出照亮前路的光芒。

（作者为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