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辞世。

当晚，郁达夫在福州南台一间饭馆吃饭。席间，一日本记者告知鲁迅病故的消息。

“真是晴天的霹雳！”郁达夫当即委托上海《申报》电唁许广平：“上海申报转景宋女士：骤闻鲁迅噩耗，未敢置信，万请节哀，余事面谈。”

次日一早，郁达夫即“匆匆跳上了开往上海的轮船”。这条航线，他走过多次。1936年春节后，他正是从杭州坐车到上海，再乘船到福州，出任福建省政府参议兼公报室主任。此次航船，方向相反，心情全然不同。万千思绪，化为题词“鲁迅虽死，精神与我中华民族永在”。

22日上午10时，郁达夫着黑色马褂接受采访，称特地赶来参加鲁迅先生的殡仪，认为“虽然鲁迅先生已是五十多岁的人，但他正有着一颗活跃的年青人的心……”，并称“当我在福州时，已在通信中约好，我和他一道到日本去。他预备在日本休养些时，谁知他却死了”。

下午，郁达夫到万国殡仪馆参加鲁迅葬礼，以扶棺者身份为其送行。

24日，郁达夫饱蘸哀痛写下《怀鲁迅》，称丧仪上“遇见的只是真诚的脸，热烈的脸，悲愤的脸，和千千万万将要破裂似的青年男女的心肺与紧捏的拳头”。

他无比沉郁地抒发切肤之痛：“这不是寻常的丧葬，这也不是沉郁的悲哀，这正像是大地震要来，或黎明将到时充塞在天地之间的一瞬间的寂静。”

“鲁迅的灵柩，在夜阴里被埋入浅土中去了；西天角却出现了一片微红的新月。”

多年莫逆之交，流淌为此番肺腑之言。

葬礼后返回福州，郁达夫的生活似乎恢复了常态。他继续在省政府任职，继续于三坊七巷间漫步，继续到书坊选购心仪的各类书籍……然而，规律与平静，全然被打破了。十多年密切交往，郁达夫曾概括，与鲁迅“交谊至深，感情至洽”。对于亡友的深切缅怀，化为一桩桩实事，筹划纪念活动，撰写纪念文章……倾心竭力传播鲁迅精神，团结民众，共御外侮。

在闽期间，郁达夫专门撰写多篇日文纪念文章，不遗余力地向外宣传鲁迅。“如问中国自有新文学运动以来，谁最伟大？谁最能代表这个时代？我将毫不踌躇地回答：是鲁迅。”郁达夫于日本《改造》刊文《鲁迅的伟大》，将鲁迅的随笔杂感的特色，概括为“观察之深刻，谈锋之犀利，比喻之巧妙，文笔之简洁”。他直言：“当我们见到局部时，他见到的却是全面。当我们热衷去掌握现实时，他已把握了古今与未来。”他进而断言：“要了解中国全面的民族精神，除了读《鲁迅全集》以外，别无捷径。”

1937年10月17日，郁达夫主持召开了“福州文化界救亡协会”成立大会，同时举行鲁迅逝世一周年纪念会。他在会上慷慨陈词，指出：“纪念先生最好的方法，莫过于赓续先生的遗志，拼命地去和帝国主义侵略者及黑暗势力奋斗。”值此周年祭，他以异常沉郁、愤懑的笔触写道：“纪念先哲，务须达到彻底完成遗志的目的，方能罢手；我们希望在最近的将来，能把暴日各军阀以及汉奸们的头颅，全部割来，摆在先生的坟前，作一次轰轰烈烈的民族的血祭。”其激愤，其哀痛，溢于言表。

当时，“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筹备会”发起纪念鲁迅的文学奖金基金募集。郁达夫为此于1937年1月24日在《福建民报》上撰文，向世人告白：“民族是要生长的，民族文化，也是要演进培育的；我们纪念前人，若用奖励后进的方法来纪念，岂不是一举两得的美事？”时光荏苒，多年后，“美事”成真，文坛先贤的夙愿终成现实。作为中国具有最高荣誉的国家级文学大奖之一，鲁迅文学奖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集中展现了中短篇小说、报告文学、诗歌、散文杂文、文学理论评论以及文学翻译的卓越成就。近年来，闽籍作家南帆、汤养宗、林那北、叶玉琳以及谢有顺、张芸等先后获此殊荣。岁月流转，薪火传承，文脉绵延不息。

郁达夫寓闽近三载。他于1936年2月4日抵达福州。直至1938年末，应《星洲日报》社长之邀，自福州前往新加坡担任该报主笔。这一阶段，郁达夫创作了一系列文学作品，参与大量社会活动。其间，经历鲁迅先生逝世的重大事件，郁达夫以自身的文字与行为，为赓续鲁迅遗志，振奋民族精神，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永恒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