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党的二十大作出的战略部署，也是“十五五”时期必须答好的时代课题。放眼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格局正在深度重构，大国博弈的焦点日益集中到产业竞争力上；回望国内，中国正处在从工业大国迈向工业强国的关键阶段，产业布局同质化、转型路径片面化、政策适配不足等问题依然突出。在这样的背景下，南京大学长江产业发展研究院刘志彪、凌永辉、孙瑞东合著的《大国基石：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中国路径》应时而出。全书九章，以中国式现代化为统领，围绕“为何建、建什么、如何建”层层推进，前四章解决认识问题，中间各章铺开建设路径，末章落到政策保障，框架完整而自洽。
该书开篇即从中国式现代化战略全局出发，指出现代化产业体系是构成中国式现代化的坚实物质技术基础。这一判断承接的正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命题——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产业体系作为物质生产的组织形态，在任何时代都具有基础性地位。没有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就不可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书中对这一论断的展开，构成了全书立论的地基。基于此，作者对实践中的几种流行误读逐一作了辨析：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等同于“去工业化”，把产业升级简化为“退二进三”，抑或脱离实体经济根基片面追求“高端化”，都被明确指认为对政策本意的偏离。作者强调，中国要建设的是具有完整性、先进性、安全性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完整性依托超大规模市场与全门类工业体系，指向产业链、供应链的自主可控；先进性要求以科技创新驱动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演进；安全性着眼于关键核心领域自主可控与产业安全防线的构筑。三者不是孤立的特征罗列，而是互为条件的整体，这也意味着评价产业体系不能只看制造业占比的升降，更要穿透统计表象，回到发展实际，防止比重变化被人为拉升或放任下滑。值得注意的是，书中把“融合性”单独拿出来阐释并视之为重塑产业竞争格局的结构性力量。这一处理避免了概念的机械堆叠，保持了分析框架的内在统一。在此基础上，作者把讨论放回70余年工业化进程，从超大规模市场、全门类工业体系、制度组织能力等方面，论证中国式现代化引领产业体系建设的独特条件与历史方位，全书的理论基调就此立住。
回答了“建什么”，关键在“怎么建”。全书没有从抽象原则出发，而是以产业分类为线索，把实体经济置于优先位置，强调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继而构建了“骨干牵引、转型升级、换道超车、前瞻布局、服务跃升”的产业发展格局。先进制造业被定位为产业体系的骨干，作者主张维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培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推动产业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攀升，以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筑牢实体经济根基。传统产业的地位在书中得到重新确认：它并非应当淘汰的“落后产业”，而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出路在于技术改造、数字化转型和特色化发展。书中还讨论了整治“内卷式”恶性竞争的问题，主张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营造有序竞争环境。这种不把新旧产业对立起来的眼光，比一味鼓吹“腾笼换鸟”更贴近中国产业结构的现实。新兴产业承载新旧动能转换的希望，作者以“链动协同”概括其发展思路，主张从技术、偏好、制度三个维度协同发力，推动新兴产业集群化、高端化。未来产业则着眼于中长期竞争，书中具体讨论了具身智能、量子计算等前沿领域，提出建立投入持续增长和风险共担机制，用制度化安排对冲前瞻布局的不确定性。现代服务业的功能被界定为支撑，重点是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促进内需扩容升级。五个维度各有定位、相互衔接，构成一个有主有次、协同联动的整体。该框架的核心学术价值体现为，其明确承认不同产业处于差异化的生命周期阶段，承担异质性经济功能，反对将所有产业单一地推向“高端化”方向的同质化发展思路，主张基于产业异质性分类施策，推动不同产业依托自身比较优势实现差异化发展、各尽其能。
路径的落地实施，必须依托坚实的政策保障。作者指出现行产业政策存在碎片化、选择性偏向、供需错配等缺陷，难以匹配产业体系的系统性，主张从传统产业政策迈向产业链政策。所谓产业链政策，是以产业链为基本调控单元的政策范式：不再针对单个企业、单个行业分别施策，而是着眼于产业间协同联动、上下游贯通融合、供需两端精准匹配，统筹技术创新、产业配套、市场应用、安全保障各个环节。这一转型背后是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重新定位——政府的作用不在于挑选赢家，而在于修补产业链的断裂环节、提供公共性的产业基础设施。书中进而提出健全跨部门、跨区域、跨行业的协同机制，针对不同产业链的短板差异化施策，把“卡脖子”环节的攻关纳入制度化的政策框架。这个判断延续了作者在新质生产力研究中提出的产业政策转型思路，又结合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实际作了拓展，问题导向鲜明，也为地方层面完善产业治理、因地制宜培育产业提供了可操作的参照。
无论是对制造业合理比重的测算、对长江经济带重化工业调整的分析，还是对中西部特色产业集群的考察，全书的立论都立在现实材料之上，没有停留在概念的自我循环中。更难得的是，作者没有照搬西方“去工业化”的产业升级叙事，而是坚持从中国工业化经验出发，把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门类、制度组织优势这些中国条件写进理论框架，尝试构建中国自主的产业经济学知识体系。产业理论从来不是中性的知识生产，谁掌握了产业升级的解释权，谁就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发展的主动权。在当前外部遏制打压加剧、内部转型升级承压的形势下，立足自身国情的研究路径，具有重要的现实应用价值。对政策制定者和企业经营者而言，这本书提供了一套可以对照自身位置、明确发展方向的坐标系；对研究者而言，它示范了如何把国家战略命题转化为有解释力的学术分析。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一场长期接力，把这场接力的起点、路径和规则讲清楚，正是这部著作的贡献所在。
（作者单位：中共福建省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