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光绪四年（1878年）元旦，6名就读于英国格林威治海军学院的福州马尾船政留英学生，面见了清朝第一任驻英使臣郭嵩焘（1818—1892年），唯有严复（1854—1921年）的见识与思想引起了郭氏的注意。随着见面的机会愈多，郭氏愈加偏爱严复，这段相差36岁的忘年之交，成就了特殊历史情境中的一段佳话。

两人何以能维持终生的友谊？1877年农历三月，船政学堂首批38名留欧学生抵达伦敦。郭嵩焘十分关注并时常与留学生监督李凤苞积极商议留学生教育事宜。但郭嵩焘也曾批评过李鸿章，如果只从这几十名留学仅三载的学生中求取人才以致富强，“未免近于欲速者矣”。这种微妙的矛盾态度，或许与此有关：留学生中那些本受李鸿章信任并特地交代照料的武弁学员，在德国期间很快就暴露出“学习恐不相宜”“屡犯事故，贻笑实多”的问题，受到了德国人的轻视。洋人参赞指责他们的留学活动过于轻率，郭嵩焘淡淡一句“惘然而已”，实则是对早期洋务派一味究心富强之工具而非西洋之本这一教育改革方针的深重忧虑。

所以，郭嵩焘在见到严复后，自然被其不凡的识见所吸引——

其一，两位先贤在社会制度思想问题上的意识高度契合。郭嵩焘出使英国后，通过考察精进洋务之“理”，越发郁闷自己难以拥有可以达成开明共识的知音，反遭弹劾。直到遇见严复，其所言中国如今改革“切要之义有三：一曰除忌讳，二曰便人情，三曰专趋向”，竟与自己平生所追索的改革理论构架相似，欣喜之情自不待言。于是每逢休息日，他们总要在使馆内日夜不休地讨论“中西学术政制之异同”。

严复走进西方法庭，旁观案件审判流程后，向郭嵩焘指出，欧洲富强的秘密在于以能使“公理日伸”的司法制度为统治基础，国家公共事务的规则才能体现出标准的“理”。这一判断将法律和民情、社会相关联，得到郭氏“深以为然”和“见谓卓识”的有力肯定。郭氏到了欧洲悉心考察西方法律制度，觉察到这里“人人有自立之权，即人人有自爱之意”。数十年后，严复通过翻译孟德斯鸠的《法意》，将西方法律理论概念明朗化。严复担忧的是，民能否常处于安而免于暴，由此开启了以司法改良通向民主政治的理论建构，也延续了郭氏当年引进西方法律专著、拓宽国人法律认识域限之举，使其思想可以走得更远。

其二，两位先贤都拥有广阔的文化视野。郭嵩焘毫不掩饰对严复的爱惜，“又陵才分，吾甚爱之”。当郭氏翻阅严复开示的英、法两国学馆的课程，知其所浸染并探索的英国大学课程“浩如烟海”；每每听闻严复寻觅西方知识旨趣的精粹议论，遂认为其对西学“已有窥寻”。严复从西学原理的思维知识中，推衍出立足社会现实的客观事理使用，很接近郭氏西学认知结构中偏重实用性的特征，故而郭氏非常赞赏严复格物穷理的功能性思维方式。

比如两位先贤同样青睐《庄子》，郭氏庄学思想带有近世自由民主理念精神，如他对晚清贪官吏虐现象的批评，主张使民“自运”“自化”而民自富、国自强的治理办法，不过其评注仍具传统儒学治世倾向。严复注《庄子》多了一层西学维度的创造性融汇，特别是他民主思想中更具深刻性变革的“自由”概念，“今日平等自由之恉，庄生往往发之”，甚至认为庄子如果生在今天，“则当言平等、自由、博爱、民权诸学说矣”。严复在中西哲学上贯穿古今的精微功底，也能解释郭氏对其思想理路构建的肯定和期望。

其三，两位先贤对跨文化阐释语言转译的相同焦虑。郭嵩焘发现自出使以来，交涉之事经常受到外籍译员马格里的拖累，“其弊皆坐不通语言”，愤然地揭示了分歧的根源是语言困难削弱中国使臣外交权力。他在离任的宴会上，由洋员马格里翻译他对来宾致颂词的回答，事后提问起来，在场的只有严复提出语言使用的问题：“多不能详。”他们都正视翻译上的差异与缺陷，并为教育改革理论思想扩充语言方向的诉求。

甲午之后，严复的翻译实践遵循以“信达雅”为标准，力图解决中西交往局限于语言边界造成的思维混乱，“而能见其理极”。戊戌变法失败后，严复陷入“但觉一无可为”的悲哀，也更加深化了教育救国的思想。严复也理智地指出郭氏在某些地方因传统文化观而产生的认识偏差，如在《英文汉诂》里认为中国的“六书”汉字构造方式，不能完全套用解释英文造词原理，尤其是郭氏“西字独有谐声”的辨析，更不可能归为同源。严复坚持以文言文译写西方论著，意在通过影响彼时知识分子阶层来完成中国文化身份认同的立场建构，并创造性地使用西方文化精神的颠覆力。

其四，两位先贤性情相近、惺惺相惜。郭氏对严复的情谊尤见于后者冲撞他人之际。当时只有25岁的严复，直指驻英大臣接任者曾纪泽“天分不高”“所载中西时事，去事理远甚”。这样的狂气刺激到曾氏的自尊，将之归因于郭氏的纵容，“褒奖严宗光太过，长其狂傲矜张之气”。严复无畏于向郭氏批评其姻亲晚辈，更有可能是其对情理浃洽的郭氏的信任考量。郭氏担忧严复“太涉狂易的气性”会因锋芒太露遭到社会的叛离，所以给年轻的严复作出深刻的指示，“负气太盛者，其终必不成”，望能促其进步。晚年严复在给学生侯毅写信时，回想当年好痛快议论时事、讥评他人的自己“真无益”。严复回顾一生，意识到在颓堕的体制中，不擅长惯习中的人情思维无益于自己政治理想的实现。

其五，两位先贤跨越身份的情感共生。郭嵩焘对严复的爱护、肯定和关心，对年少丧父的严复来说，无疑是其一生中难得温馨的特殊专章。郭嵩焘时不时在一些活动场合带上严复。郭氏兼使法国时，安排严复随同参观天文馆、城市排水系统；不论是在重阳节这天招待西方友人感受中国传统习俗，还是为李凤苞出任驻德大臣举办践行宴会上，严复的在场皆具有特殊的意义，部分原因可能是郭嵩焘出于帮助严复在上层社交圈建立印象的实际考虑。郭氏临别前的元旦贺岁，设宴款待外国宾客，严复作为唯一受邀请的中国人，意味着两人已超越师生道义上的关系。郭嵩焘回国前，不仅请总理衙门继续将严复作为驻英大臣的随员，照会英国外相再留严复学习半年，还向国内南北洋大臣保举严复。郭氏明知此举可能令本就非议繁多的自己再招议论，其深层用意是通过关照以消减严复的血气方刚于官场生存可能的损害。

严复回国后职位的每次变动，郭氏都十分留意。严复崇敬郭嵩焘的，既是他的思想，更是他的人格。严复不止一次不畏争议地在政论文章中用郭氏先觉之声引出自己的观点。如1895年严复在《论世变之亟》一文中，就指出20年前郭嵩焘在《罪言存略》中早已言明保守的士大夫无法遏制“天地已发之机”，借此对守旧派展开更有喷薄之势的抨击。值郭氏即将离任驻英大臣之际，收到严复特地翻译英国《泰晤士报》的一篇刊文，此文高度评价其作为晚清第一任驻外使节在中西交往史上所实现的历史性转折及具有的深远意义。严复此举显现他对郭氏道德力量的尊敬。

“负独醒之累”的郭嵩焘，晚年衰病不堪，依然怀着一颗“坚强笃老心”，直到73岁病重离世。严复得到消息后，“感怆殊甚”，连写四首挽诗、一副挽联，追怀思想与精神上的引领者。

1916年春天，严复在回复熊氏的信中，提到自己存有郭嵩焘所写《罪言存略》《湘阴县志》两本书以及与郭氏的往来信札“乱后均散失矣”。而据严复长子严璩所言，这些信件在其与知交函札中数量最繁。严复连用两个“惜哉”，既是因珍贵物品的遗失而惋惜，更是伤感无法再进入郭氏真理思考中去重建“言说”。这部分重要原始文献的散失，也是我们如今研究郭嵩焘和严复关系时无法敞开全面在场整体性的困境。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