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德里的西班牙国家图书馆里,藏着一部编号为6040的手稿。全书153页,一边是楷书汉字,一边是16世纪的西班牙文,逐段交替对照。它的书名被转写成几个拉丁字母拼成的音节:Beng Sim Po Cam。西班牙读者大概念不出所以然,但一个闽南人却一听就懂——这是“明心宝鉴”。
按书中的说法,这是目前所知第一部被完整译成欧洲语言的中文书。400多年前,中国典籍第一次走进欧洲语言,开口说的竟是闽南话。
这部手稿的来龙去脉,是我近读西班牙汉学家欧阳安《季风海域的丝银对流:16—17世纪中西交往图景中的东亚移民、贸易与文化》(周萌、谢文侃译)时最难忘的一章。这是一部讲述全球化开端的书。1571年西班牙人在马尼拉立足,此后200多年间,大帆船把中国的生丝、瓷器、漆器运往墨西哥阿卡普尔科,又把美洲白银源源不断地带回亚洲。作者依托大量西班牙文一手档案,写的却不只是欧洲人的航海史。他在导言中说得明白:本书的重心,事实上在闽南地区和马尼拉之间移动。在这条横跨太平洋的丝银之路上,最初的那一段航程,是由福建人撑起来的。
书中为我们勾勒出这条航路的闽南起点。隆庆元年(1567年)月港开洋,每年约有50艘船持引出海,到1575年已增至100艘,其中大部分驶向马尼拉;船只出洋要纳水饷、陆饷,从马尼拉载银而归的,还须另缴一笔特别税。张燮《东西洋考》记华人赴吕宋“往往久住不归,名为压冬”,聚居涧内,“渐至数万”。西班牙人把这片华人聚居区称作“八连”,把这些华人称作“生理人”。关于“生理人”的由来,书中列了三种说法,其中一种便是闽南话里的“生理”,也就是做生意。
然而,生意之外,这些闽南人还做了一件更不寻常的事。
1588年,西班牙多明我会士高母羡来到马尼拉,受命专门同“八连”华人打交道。他很快意识到,官话在这里派不上用场,要与这些人沟通,就得学他们自己的方言——闽南话。此后数年,他在“八连”与华人朝夕相处,并主持将明初范立本编纂的格言集《明心宝鉴》译成西班牙文——也就是开头那部手稿。
回过头再看那个书名。按今天的汉语拼音,“明心宝鉴”应写作Mingxin Baojian,译本却转写成Beng Sim Po Cam,正是这四个字在闽南一带的读法,至今闽台两地仍这样念。不只书名,全书涉及的上百个人名、书名,也是按闽南方言转写的。这些转写本身就是线索:握笔的人耳边听着的,是闽南乡音。
这样一部译作,真是一位初来乍到的西班牙修士独力完成的吗?欧阳安的回答是否定的。他细致比对了现藏于西班牙国家图书馆的译本手稿,指出了几处破绽:同一个中文概念,在不同篇章里有好几种西班牙文译法;同一个人名、书名,音译也前后不一;与译文对照抄录的汉字,书法水准参差不齐,有的段落笔触不稳,有的则执笔熟练、运笔老到,但通篇找不出一处外国成年初学者常见的稚拙笔迹。再考虑到高母羡在华人社区不过两三年时间,要在如此短的时间里读通一部汇集孔孟老庄与百家言论的古书,几无可能。
高母羡本人其实并不讳言。1589年,他在一封信中提到,自己正在“周围人的帮助下”翻译中国书籍。这些“周围人”是谁?书中给出的答案是:“八连”里懂西班牙语的华人。他们之中,只有一个名字侥幸留存下来——胡安·萨米,据说曾给高母羡上过私人课程,此外我们对他几乎一无所知。其余的人,连这样一个西班牙名字都没有留下。作者借用人类学家埃里克·沃尔夫的说法,称他们为“没有历史的人”。
读到这里,我不禁要问:这些从闽南渡海谋生的商人、工匠、水手,何以能胜任一部古典格言集的翻译?书中高母羡的一段观察,或许能给出部分答案。在他看来,来到马尼拉的华人在西班牙人眼中不过是“世间的渣滓”,可是这些人里,1000个中不识字的不过10个;在西班牙农民中,1000个人里识字的还不到10个。一个普通闽南人的识字底子,竟让这位远道而来的修士大为惊讶。
他们选择翻译《明心宝鉴》,本身也颇有意味。此书成于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收录格言警句670余条,分20篇,出自110多位作者,以儒家为主,兼采释道,还收了不少民间俗语。在中国,它是一本流传甚广的蒙学读物;换言之,闽南译者们递给欧洲的第一本中国书,并不是艰深的经典,而是中国普通人用来启蒙、立身、处世的那本书。书中举过一个例子:“君子”一词被译作“有德行的人”,准确抓住了这个儒家概念的道德内核。
可惜,这样的合作没能延续下去。书中写道,华人与西班牙人在马尼拉相处的最初几十年,双方的印象都相当正面。高母羡在同一封信里就直言:如果没有华人,马尼拉将穷苦不堪。但随着贸易纠纷、强征劳役和相互猜忌日益加深,冲突接连爆发。1603年的马尼拉屠杀,据书中所引档案,死者在1.5万人到3万人之间。与冲突相伴而来的,是偏见的固化:远方的中国令人钦佩,身边的华人却被描绘成狡诈可疑之人。作者指出,这种对立不仅带来了暴力,也中断了双方原本正在进行的文化合作。那些隐身的译者,就随着这段合作,从历史中淡出了。
欧阳安的可贵之处,正在于把他们重新请回了读者的视野。他在中文版序中说,本书试图摆脱狭隘的民族主义视角,立足于相互连接的历史;又说,当帝国与国家之间的正式外交渠道无法达成相互理解时,海外移民、传教士、地区商人这些具体的个人,通过海洋开辟了接触和理解的途径。这番话,放在“八连”的闽南译者身上,再贴切不过。
书中类似的“闽南声音”还有不少。牛津大学所藏的《塞尔登地图》上,西班牙人被标作“化人”,英国人、荷兰人分别写作“黄哇黎番”“呵难黎番”,都是闽南话对西班牙语的转写,透露出绘图者与马尼拉华人之间的密切联系。作者也坦言,要真正了解这些移民网络,仅靠正史远远不够,还得去查地方志、家族记录和碑刻——这恰恰是福建学界可以接续用力的地方。
福建人向海而生,这句话我们说过许多遍。读罢此书,我对它多了一层理解:随季风远航的,不只是船货与白银,还有语言与文字。400多年前,一群没有留下名字的闽南人,在马尼拉的街巷里,用自己的乡音把一本中国蒙学书送进了欧洲的语言。文明的交流互鉴,有时就发生在这样不起眼的角落。他们隐身于历史,却不该被历史遗忘。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