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崇祯七年(1634年)五月十六日,黄道周应漳州推官曹惟才之邀,于芝山以朱文公祠为讲舍(即“榕坛”),开启了大规模的讲学之路。
是日,正学堂里古榕遮天,堂上那人刚从京城归来——并非荣归,而是因上疏抨击时弊而被削籍。黄道周望堂下弟子23人陆续入座,与之先拜孔朱,后各就各位,没有香案排场,也没有长篇训话。
坐定,黄道周开口问道:千古圣贤学问,只是致知。此“知”字,只是知止。试问“止”字是何物?满堂寂然。屏风上仅有李见罗讲义一章,他回头再问,却无人接话。他便接着讲下去:象山一派的诸位学者立论偏向虚空,从未听说虚空当中有可以安顿停留的地方;考亭一派的诸位学者主张向外逐一探究各类事物,从未见过在具体的事和物中就能寻得安止归处。
他在此处完成了一个工夫论的转换,否定了两派走极端的做法,然后指出“止”之本体即至善,至善虽非普通之物,但说到底存在于人的自身之中,且承继天所赋予的本性,包含整个天下,所以必须将它视为一种可以“安顿”之“物”。由此,黄道周以“物”摄“止”,将至善收归为内在于身的功夫对象,从而为“致知”确立了既不落虚空,亦不陷支离的安顿之所。
至于此,众人仍默然,他进一步追问:“家国天下与吾一身,可是一物?可是两物?吾身有心、有意、有知,梦觉形神,可是一物、两物?”这一问将“知止”从抽象概念转化为切身问题:个体与世界的关系究竟是同一还是二分?认知主体与被认知的对象边界何在?说白了,这一问不再拘泥于询问“知在哪里”,而是问“知的边界在哪里”。
如果家国天下与吾身是一物,那么“知止”就是返身自认;如果它们不是一物,“知止”就是辨物别界。所以,要先分清自身与家国天下的边界,才能谈得上“止”。同样,心、意、知或梦、觉、形、神若是一物,认知就是连续的,反之则是有断层的。黄道周不给出答案,只是将前提摊开,让众人面对“古今第一本义”。
据《榕坛问业》卷一记载,弟子闻此“释然各有所得”。随后,黄道周命人分发纸笔,令各人就上述问题撰写课义,完成后当场辩论。23人中,持朱子“即物穷理”之说者约居其半,持陆九渊“无为自得”之说者亦近半数。黄道周不予裁断,唯令双方各自申说。
这一教学环节的设计,与“知止”之问存在内在关联。黄道周之所以不直接给出答案,是因为“知止”作为一个认知状态是无法通过教师单向传授而达成的。学生若仅被告知“止于何处”,却没有经历过“致知”的过程,是无法获得能力提升的。因此,黄道周便先用问题激发思考,再用写作迫使学子表达观点,最后用辩论检验论证,目的是让学生自己进入“格物”的过程,在自身的认知活动中逼近“止”的位置。
此后一年半,黄道周在芝山正学堂持续讲学,上述教学方法也被系统化为一套固定程序。庄起俦记载榕坛讲会的程序:“雅集课艺,因文证圣,随所疑难,先经后传,先籍后史……并分纸一张。”发纸明疑是让每一个困惑被书面化;随问随答是让疑难覆盖天文、地志、经史、百家,而不限于单一心性的话题;当众辩论是让观点接受质证。“知止”之问由此从形而上学命题落实为可操作的课堂劳动。黄道周也把自己的逐条答复辑为《榕坛问业》,书名本身就是一种提示:这是问出来的业,而非讲出来的道。
《榕坛问业》最特别之处是拒绝成为一部标准答案辑录。四库馆臣在提要里注意到一个细节:“其书每卷分载所编弟子姓氏。卷之前后,道周复各缀以题识。”从黄道周的教育观看来,“疑”是认知的主干,是教学的证明,是应该被保存的东西,证明一个真实的人在真实的问题前面,真的走过了一遍“格物”。
四库馆臣还用“不尽作性命空谈”一语来评价此书。明中叶以后,语录体泛滥,许多讲学记录把“良知”作为脱口而出的口号,黄道周反其道而行之,要求“悟”必须穿过“格”。可见,《榕坛问业》的文献品格正是源于它不加掩饰认知的曲折,书中每一卷都是一次未完成的思想现场重现。
这场讲学的辐射效应很快显现。与会者中,林迈佳后来在漳浦梁山建天柱草堂,仿造榕坛规制继续讲学。张若化甲申后隐居不出,终生传授黄道周之学。榕坛讲会的名声很快传出了漳州。据洪思《黄子年谱》记载,此后一年半,“四方来学者踵至”,正学堂容纳不下,只得在堂外搭棚。来者不限于漳州本地,亦有从福州、泉州、延平乃至广东潮州赶来之人。
《榕坛问业》刻本开始在闽南士人中私下传抄。黄道周去世后,流传更广。清初列入禁毁书目,但仍有藏书家冒险保存,直至乾隆修《四库全书》之时,馆臣从民间搜得此书,正式将其收入官修典籍。
芝山正学堂后来倾圮,其确切方位长期仅见于文献。直至2015年8月,芝山大院出土正学堂碑一通,残高150厘米、宽89厘米,存文780余字,内容以“儒生修身为本”为旨,碑额“正学堂”三字清晰可辨。据郑晨寅考订,碑文所颂“先生”实为阳明后学李材,他于明万历间谪贬漳州,讲学于紫芝精舍(即正学堂),创“止修”之学。
碑文虽非纪念黄道周,却以实物坐实了“正学堂”这一讲学空间的存在。黄道周崇祯七年于此开榕坛第一课时,屏间所悬“李见罗讲义”,正接续李材“止修”话头。一通碑石,由此串联起两代讲学者在同一屋檐下的思想传递。
但是,黄道周接过李材的问题,却没有沿袭李材的答案体系,反而把追问的起点向前推移。这个推动正好印证了当代教育学者格特·比斯塔的判断:教育的核心不在于传递确定的结论,而在于承受学习者主体化过程中不可预测的风险。
黄道周没有替学生预设认知的终点,而是让他们自行走完“格物致知”之路。正学堂碑文为这场教育实验提供了一个可追溯的空间坐标:300多年前,有一位学者在这块土地上,以一纸一问的方式,完成了一次不预设标准答案的教学实践。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