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这一专有名词，代表着新中国成立之际，由叶圣陶等老一辈语文教育家所提出的语文课程观念。然而，许多学者对“语文”这一专有名词含义的认识依然是含混不清，有必要做一探究。
随着解放战争的迅猛推进，叶圣陶于1949年3月中旬抵达北平，4月初即出任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主任之职。华北人民政府是中央人民政府前身，而教育部下属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则具有新中国教科书研究、编写、编辑、出版与发行等功能。编委会另聘请周建人、胡绳为副主任。编委会下设国文、史地、自然三组。国文组构成人员为叶圣陶、孙起孟、孟超和宋云彬，其中宋云彬为召集人。
为了迎接新中国的到来，编委会国文组一方面要尽快编写或改编语文教科书以备急用，另一方面则是抓紧时间制定新的课程标准以指导语文教学活动。1949年8月16日，叶圣陶拟就中学国文课标准，10月则作成《中学语文科课程标准草稿》。《草稿》中“语文”一词应该是最早有着课程意义的提法。《草稿》初中教学目标将“听说活动”置于首要位置，而高中教学目标则强调与初中相“承接”。但是，在《草稿》中并未见对“语文”一词的正面解释。
从草拟到作成课程标准的一个多月里，国文组曾经召集多次会议听取建议。1949年9月1日，国文组举行北平高中国文教师座谈会。叶圣陶在会上解释说：“就文字上来讲，高中国文的教学仍应重在语文一致的方面，所以主要的是学语体文，在文字技术方面，要训练得学生没有逻辑上及语法上的错误。至于文言文，在高中阶段，只是使学生弄明白一些文言虚字、文言句式，作为他们有需要时阅读中国旧籍的初步准备罢了。”
虽然在这次会上大家仍然沿用“国文”一词，但是我们从叶圣陶解释中能够捕捉到所创设语文课程的基本含义，那就是强调“语文一致”原则，将文言文学习限制在阅读范围内。
最早对“语文”一词进行正面解释，见于叶圣陶主持、宋云彬等编写，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编审局编辑的《初级中学语文课本》。其“编辑大意”指出：“说出来是语言，写出来是文章，文章依据语言，‘语’和‘文’是分不开的。语文教学应该包括听话、说话、阅读、写作四项。因此，这套课本不再用‘国文’或‘国语’的旧名称，改称语文课本。”
在同年出版的《高级中学语文课本》“编辑大意”中，叶圣陶进一步强调：“文言只是给学生阅读，绝对不是教学生模仿着来写作，那是不必详细说明的。”叶圣陶对民国时期白话文教学的不彻底性早就有着深切认识，那就是大多数学生仍然在用文言文写作。
叶圣陶一如既往倡导“语文一致”。1949年7月1日，叶圣陶在《依靠口耳》中说：“现代的事物跟现代人的心思，要用现代的语言才能表达得精确而且入神——现代的语言是必须依靠口耳的。”1951年11月，叶圣陶在《写文章跟说话》中又强调：“嘴里说的是一串包含着种种意思的声音，笔下写的是一串包含种种意思的文字，那些文字就代表说话时候的那些声音。”叶圣陶等老一辈语文教育家提出“语文”这一专有名词，表现出既要彻底捍卫“白话文教学”，同时也要为新中国语文教学开辟出新天地的决心。
至20世纪50年代后期，由于诸多主客观原因，语文教育领域的“语言文学分科教学”试验逐渐停止。在浓重的反思氛围中，老一辈语文教育家所提出的“语文”课程观念又开始受到广大语文教育工作者关注。从这个时期开始，叶圣陶与一线中学语文教师通信逐渐多了起来，有两百几十封。在很多时候，“语文”课程观念就是通过这种方式传播开来的。
1964年2月1日，叶圣陶在答浙江乐清中学语文教师滕万林信中再次解释“语文”一词含义：“彼时同人之意，以为口头为‘语’，书面为‘文’，文本于语，不可偏指，故合言之。”较之新中国成立伊始《初级中学语文课本》“编辑大意”中对“语文”一词的解释，本次解释更为精练，为广大语文教育工作者所接受并沿用至今。
当然，“语文”这一专有名词光靠“字面解释”还是不够的，还需要进一步去揭示其本质。早在1962年，叶圣陶在中华函授学校举办“语文学习讲座”时说：“语文是一种工具。工具是用来达到某个目的的。工具不是目的。……我们说语言是一种工具，就个人说，是想心思的工具，是表达思想的工具；就人与人之间说，是交际和交流思想的工具。”
要掌握工具，就要有练习，就要形成能力。叶圣陶在跟北师大女附中语文教师讲话时强调：“说与写均是一种技能，是运用语言文字的技能，可是究到根柢，却是思考的技能。”1963年颁行的《全日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草案）》充分反映了“语文”课程观念。其开宗明义道：“语文是学好各门知识和从事各种工作的基本工具。”“学好语文必须刻苦努力，多读多写，省力的办法是没有的。”
进入新时期以后，吕叔湘在《人民日报》刊文，抨击中小学语文教学“少慢差费”问题。“语文”一词含义问题又一次受到广大语文教育工作者关注。1978年3月，年事已高的叶圣陶发表《大力研究语文教学，尽快改进语文教学》，再次阐明“语文”这一专有名词的本质：“语文是工具，自然科学方面的天文、地理、生物、数、理、化，社会科学方面的文、史、哲、经，学习、表达和交流都要使用这个工具。”
同时，叶圣陶也更关注“文本于语”的“语”。1980年2月，北京外国语学院附属学校语文教师鲁宝元给叶圣陶去信，建议语文教学目的应当是“培养学生运用母语进行听说读写活动的能力”。1980年6月9日，叶圣陶就此问题致信《语文学习》编辑部强调“听说”教学重要性：“不善于听未必善于读，不善于说未必善于写，故而应当一把抓。”
诚如叶圣陶所言“工具不是目的”，“语文”的本质应不止于“工具”，还需再深入一层，那就是育人。叶圣陶的育人思想博大精深，而他的《语文教学二十韵》和《自力二十二韵》无疑成为其前后两个半期的典型代表。1980年由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曾将前者作为“代自序”，而将后者作为扉页，其重要性也可见一斑。
关于《语文教学二十韵》，据叶圣陶日记（1959年8月25日）记载：西南师院语文社，出版物曰《语文》，屡来索稿，为文非易，则以诗应之。作者自谦“以诗应之”，然而诗中“贵能令三反，触处自引申”“学子由是进，智赡日德新”等内容因倡导启发性教学，而为广大语文教育工作者所仰慕。
1977年8月24日，叶圣陶为《人民教育》刊物作《自力二十二韵》。作者虽自谦“了却一事”，但其中“所贵乎教者，自力之锻炼”“斗争能自奋，高精能自辨”等内容表明其自学指导思想的精髓，也受到广大语文教育工作者推崇。
1980年，吕叔湘在为《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一书作序时评价叶圣陶“对于这半个多世纪里我国语文教育工作中的利弊得失知道得深切详明”。不仅如此，叶圣陶还能运用自己认识上的“深切详明”去推动语文教育改革。
（作者为集美大学海洋文化与法律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