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作家、编辑夏尔·丹齐格在他的《什么是杰作》一书中说：“想成功地写出一部杰作，形式的意图却是必要的。不是某种预先设定的‘杰作式’形式，那只为天真人士而存在，而是适合我们想要表达的事物的形式。它可以使我们从内心深处拖曳出我们料想不到的东西，就像诗歌中的韵脚会催生意象。”不是为成为杰作设定形式，而是适合想要表达事物的形式，这恰恰是冰心对儿童文学所采取的态度。从她对通讯、散文、小说、诗歌的文体自觉与切换中，从她的纪实抒写的品格中，都可以看到冰心不是刻意追求儿童文学的形式，而是将想要表达的事物以适合的艺术形式出现，成为自然天成的、适合儿童阅读与喜好的儿童文学形式。
“内心深处拖曳”，这六个字可以非常恰当地将冰心儿童文学的底蕴显示出来。冰心以纪实为特征的儿童文学，所给予孩子们的不是想象、幻想的无限空间，它给予的是纪实抒写面前的感动，内心世界的触动、思绪与引申。
《寄小读者》所记叙的离愁别绪、远渡重洋、异国他乡、夜半染病，到进山疗养、雪岭作伴、独在病中而不得自由等等，尤其是在远离亲人的病中，不同国籍、不同肤色的同学与同伴的相慰，相识与不相识的人的问候与陪伴，用她的话说，“久病客居，我的友人的馈送慰问，风雪中殷勤的来访，显然地看出不是敷衍，不是勉强。至于泛泛一面的老夫人们，手抱着花束，和我谈到病情，谈到离家万里，我还无言，她已坠泪。这是人类之所以为人类，世界之所以成世界呵！”在这一系列的纪实描写后，自然地从内心深处“拖曳”出这样的感悟与思绪：
爱在右，同情在左，走在生命路的两旁，随时撒种，随时开花，将这一径长途，点缀得香花弥漫，使穿枝拂叶的行人，踏着荆棘，不觉得痛苦，有泪可落，也不是悲凉。
在纪实的描写中，从作家的内心深处，也从读者的内心世界，拖曳出的感悟与思绪，在冰心儿童文学作品中时常出现，这里不是面命耳提，也不是直面相告，而是以纪实的描写作为艺术载体，一切的思绪均从这个载体中“拖曳”出来，成为鲜活的感情、感悟，这是冰心儿童文学作为对儿童心灵哺育宝贵而温馨的一幕。
诗歌中“内心深处的拖曳”更明显。你只要从冰心的小诗面前经过，那温馨而富有哲理的思绪，便会涌动在你的内心世界里，“墙角的小花，当你孤芳自赏时，天地就变小了。”这是歌颂孤芳自赏还是反对孤芳自赏呢？它在告诉小朋友，人有时就得有点孤芳自赏的精神，自立于天地之间，但也可以说，它告诉小朋友，不可孤芳自赏，那样便看不清天地间的万事万物。这种思辨性的拖曳，在《繁星》《春水》中随时出现，“冰雪里的梅花呵，你占了春光了，看遍地的小花，随着你零星开放。”梅花占春，但小花开放后，却是一个遍地，梅花占春是美的，小花遍地也是美的，你既可充当梅花，也可做一朵小花，各有其美。温馨而富有诗情的拖曳，则是另一种情景。《雨后》是1959年写的19行诗，兄妹二人在雨后的广场上赤脚嬉戏，小哥哥使劲踩着水，水花溅得老高，他正喊着小妹妹当心，自己立马滑了一跤，跟在泥裤子后面两条小短辫，“咬着唇儿，提着裙儿，轻轻地小心地跑，心里却希望自己，也摔这么痛快的一跤！”这是一首叙述小诗，洋溢着温馨的诗情，将小朋友拖曳进了那个纯真欢乐的诗情场景。既是简洁的场面抒写，又有会心的无限延伸。
小说中的拖曳，则是在人物、情节的故事中完成的。《小橘灯》有个很简单的故事：“我”——去看一个朋友，朋友住在乡公署的楼上，楼下有一部公用电话，朋友不在家，“我”拿一本书边看边等。这时，一个八九岁的小女孩来打电话，她的个儿不高，够不着话机，“我”便过去帮助，小女孩说要给医院打电话，但不知道医院的电话号码，要问电话局，并说你只要说是到王春林家来的就知道了。“我”替她做了这些事，小女孩回家了。之后，“我”一直惦记着这个孩子。这时朋友还没有回来，就想不等了，到小女孩的家中去看看。小女孩开门看到“我”，先是惊奇，后是高兴，说妈妈已经打过针了，现在好多了。小女孩问“我”吃过饭了吗？说这是家里的年夜饭，红薯。她说我妈妈很快就会好的，大家都会好的。“我”去的时候带了几个橘子，给了小女孩，小女孩把橘子掰开，橘瓤给了母亲，橘皮做了一盏小橘灯，在黑暗的山道上，送“我”下山。小女孩在艰难的困境中，依然乐观，依然给他人传递着温暖。当“我”提着小橘灯，走在山道上的时候，心里有一种温暖和忧伤。小女孩的父亲是因为同情革命者被抓走的，冰心没有正面描写，将其处理成背景，而将可爱的、令人同情的小女孩，推到描写的层面上，革命的故事以忧伤与温情的叙述来表达，从而产生了“冰心体”的艺术魅力。
融情于事，指的是通过叙述事件来抒发感情，让感情从具体事件的叙述中自然地流露出来，感染读者。冰心在小说中，往往是将自己摆进去，叙述时总是渗透着感情，小读者品味起来就更觉得真诚可亲。恰如陈平原在讨论中国小说叙述模式的转变时曾提出：“成就最突出的是由第一人称叙述者讲述自己的故事或感受。”冰心的小说，大多出现了这种“第一人称叙述者讲述自己的故事或感受”，有了这种叙述，“内心深处的拖曳”便往往水到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