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是海洋的世纪。向蓝色文明进发，书写海洋文学的新篇章，则是其浪花丛中的绚丽奇葩。尽管目前学界对海洋文学尚无明确清晰的界定，但对于海洋文学的认知与憧憬是共通的。当我们重新思考海洋文化视域下的海洋文学去往何处时，追寻其悠久弥新的古典传统也不啻为一条“心中有根，脚下有路”的新途径。

其实，日本讲谈社《中国的历史》上田信所著的明清卷，即以“海与帝国”为名，其译本于十年前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备受学界关注。这充分说明国外史学界已著先鞭，打破原有的知识框架与视野束缚，掘发出异于陆地王朝的新角度新创获——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法国年鉴派著名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的地中海研究，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近代世界体系”论，可谓是这种史学转换的理论渊源。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古代中国还暗藏着与内陆思维和而不同、相济相生的海洋观念。以海的视角来观照世界和想象人生，往上可以追溯到上古轴心时代晚期的庄子。

宋哲宗元符元年（1098年）九月十二日，“江海寄余生”的大文豪苏东坡谪居海南儋州，距初登海岛已一年有余，他作文自遣，《试笔自书》中说，他刚到海南岛的时候，看到四周水天相接，无边无际，不禁为之黯然神伤，心想何时才能离开这里呢？现在细细思量，天和地其实都是在水中的，偌大的九州被大海所环绕，中国在小一些的海洋包围之中，“有生孰不在岛者”？此说甚是有味，东坡襟抱何等博大，称得上胸怀天下、放眼世界，深得庄子之精髓：天下其实都是一个个岛，谁不是生活在岛上，又何必为穷处海南而悲伤呢？《庄子·秋水篇》有云：“天下之水，莫大于海；万川归之，不知何时止而不盈。……吾在天地之间，犹小石小木之大山也。……计中国之在海内，不似稊米之在大仓乎？”学界通常多聚焦于庄子、坡公随遇而安的心境阐释与精神抉发，而对其海洋观念与家国想象却着墨不多。倘若没有对水（海洋）的异域想象与文学书写，庄子汪洋恣肆的文学图景便会大打折扣，也断然会失去东坡这位头号粉丝。其弟苏辙在《东坡先生墓志铭》中写道：“既而读《庄子》，喟然叹息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确实如此，在东坡笔下，假如撇去水（海洋），那么“忽然跨海去，譬如事远游”“沧海何曾断地脉，白袍端合破天荒”一类的妙言名句将不复存在，也没有东坡夫子自道“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的书写样态和审美风格。

由此可知，古代中国的海洋观念与文学书写源远流长。无论从文体形式、题材内容抑或艺术手法来看，海洋文学与传统的主流文学都并行不悖，共同组成中国古典文学的有机部分。

从先秦两汉的史书、大赋到唐宋帝国的诗文、笔记，再到明清近代的小说、戏曲，涉及海洋的文学作品累牍连篇，可圈可点。无论是从世界观念、国家意识、历史认识、家园情怀，还是风物描写、人情世态、文学图景、文化想象，无不班班可考。庄子而后，阴阳家代表人物邹衍将九州作大小之分，认为上古中国的九州合起来才是“赤县神州”的大州，大州之外有稗海环绕，九大州之外则是大瀛海，尽管当时听起来荒诞不经，浪漫的内核还披上了异域风情的想象外衣。以今视昔，这并非“海外奇谈”，却是从“天下”走向“世界”的空谷足音。对海洋，对蓝色文明的渴慕与描绘，不断催生着以中国为根本、海陆一体的外向性拓展建构。这也与《禹贡》的记载相得益彰：“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海洋的文学书写照进了现实的“四海”探访。据《史记》等史书记载，秦始皇曾遣方士徐福，将童男童女千人入海寻仙，汉武帝多次委派李少君、栾大等人往海中求神觅药。到了朱明王朝，明成祖朱棣屡次派郑和下西洋，直至1430年乃孙明宣宗朱瞻基命他第七次下西洋，1433年病死途中。

史籍撰述孕育着海洋文学的成长和壮大。可以说，自《山海经》《十洲记》下迄汉唐触目即是的览海、观海、咏海之诗赋，乃至明清小说冯梦龙的《情史·蓬莱宫娥》、吴还初的《天妃娘妈传》、李汝珍的《镜花缘》、曾朴的《孽海花》等，其笔下对海洋的描写，如殊方异域、世俗人情，无疑带有想象色彩，但也不排除各个时代的观念、知识、实践对文学文本的全方位渗透。文学文本甚至俨然成为观摩、洞察异域海国的参考之物和他者之眼，因为它们犹如大百科全书，从自然景观到社会生活，广泛涉及了风土人情、地理博物、经济贸易、朝贡体系等方方面面，而航海、海运、海防、海军、海产、海景、海民等更是题中应有之义。

特别是16世纪至19世纪，海上力量主导了全球秩序。如果说此前的世界是陆地走向海洋，那么此后即是海洋反哺陆地的时代。比如“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不仅改观了陆路运输、经济往来的窘况，更助推了海丝文化、蓝色文明的蓬勃生机。饶有意趣的是，上田信《海与帝国：明清时代》一书正以海上女神妈祖作为开头和结尾：妈祖神像从宝岛台湾花莲，披红巾乘飞机，返回妈祖故乡福建莆田湄洲岛，进而远赴内陆高原云南观光胜地丽江。这可否视作新时代文学研究的一种潮流呢？我想，答案应该是肯定的，因为海洋文学有深远悠久的传统，还有真实可期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