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唐而宋，莆地“比屋业儒”，“十室九书堂，龙门半天下”。有“一家九刺史”“一门五学士”“枌榆未五里，魁亚占双标”“一门两公相，五里三待制”等，不一而足。莆人好读书，尚名节。《旧志》谓莆田风俗“俭啬勤力，衣服古朴，重廉耻，惜行检，以读书为故业。科名之盛，甲于闽中。至论忠孝大节，前辈风概，有足以摩激千古者”。

南宋绍兴八年（1138年）科考开榜，莆田黄公度为状元，陈俊卿为榜眼；73岁的林邓以上榜年纪最大为榜尊，18岁的龚茂良年纪最小为榜幼，时号“魁亚联登，四异同科”。

这一年，莆田的一位儒生没有中举。此时，他还叫林光朝（1114—1178年），字谦之。落榜后的他揣着属于自己的孤独，不知所往，但听说吴中陆景瑞曾经受学于尹焞，深得道学真谛，便不再以落第为事，踏上追随陆子学道的征途。

宋绍兴十年（1140年），心有所悟，学有所成，思念着家乡的亲人，26岁的林光朝回来了，回到了水南黄石。在族叔林国钧的资助下，他在红泉东井开办义斋，一心聚徒讲学。在东井书堂，在国清塘，在五侯山前的蒲弄草堂（金山草堂），在谷城山的松隐岩、竹隐岩，他提起心中那根如椽大笔，开始挥洒天地文章。“艾轩来水南，学者空郡从之，而红泉东井之学闻天下。”“四方来游学者，岁不下数百人。”

林光朝没有放弃科举入仕的念头。隆兴元年（1163年），50岁的他始以进士及第。五十称“艾”，故自号“艾轩”。

艾轩先后担任左承奉郎、永福（永泰）知县、秘书省正字兼国史编修、实录院检讨官、著作佐郎兼礼部郎官，国子监司业兼太子侍读，后出为广西、广东提点刑狱，因击退茶寇被宋孝宗赞称“儒生知兵”，遂召拜国子祭酒兼太子左谕德。十五年从政期间，艾轩公而忘私，三仕三已，而目的只是“因仕行道”、入世救时。学如夫子，教如夫子，德行亦如夫子，故世人尊他为“南夫子”。

艾轩与大儒朱熹有着诸多交集。朱熹路过莆田，和艾轩、方翥讲论道学，每次听完都觉得十分振奋，感叹道：“昔见林谦之、方次云说得道理极精细，为之踊跃鼓动，退而思之，至忘寝食。”在朱熹的学问和影响尚未成势之前，艾轩红泉学派是闽地新儒学影响最大的一支。《宋史》说：“南渡后，以伊洛之学倡东南者，自光朝始。”明代宋濂在《黄四如集序》中说：“濂洛中微，考亭未兴，艾轩林光朝独倡道于莆阳，从如归市，红泉东井之学乃闻于天下。”

和朱熹理学的旨归不同，有学者认为艾轩的学问更倾向于“心学”。全祖望讲到陆九渊的师承时曾说：“程门自谢上蔡（谢良佐）以后，王信伯（王苹）、林竹轩（林季仲）、张无垢（张九成），至于林艾轩（林光朝），皆其前茅，及象山（陆九渊）而大成。”却又说：“终宋之世，艾轩之学，别为源流。”（《宋元学案》）明代莆人郑岳认为，艾轩的学术路径独成一派，在朱熹“理学”和陆九渊“心学”之间：“艾轩深造独得，要未易窥，抑犹在朱、陆之间。”

《旧志》载，朱熹曾慕名到黄石水南访学艾轩，并在国清塘题“濯缨堂”和“天光云影”二匾。他的《观书有感二首》说：“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要得到纯粹的学问，必须直接找寻源头活水。黄石水南文风有自，朱熹格外钟情，曾留下长诗《群仙书社记》。

陈俊卿比艾轩仅大一岁，是艾轩挚友。后来为艾轩撰写《神道碑》的左丞相周必大说，他所认识的两个莆田人，一个是“博洽刚介”的著作佐郎刘夙，另一个是“道德隆重”的宰相陈俊卿。这两个人从来不轻易赞许一个人。但是每当谈及莆田家乡人物，刘夙总是说艾轩是他的老师，而陈俊卿则称艾轩是他交往了四十年的“三益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