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雨和绵羊》是安琪的第二部地理诗选集，收录了上百首作品。她以行吟方式，唤醒地方历史和文化记忆，展示自我与时代的情感联结。

诗集也是人文地理的瑰丽画卷，随着诗行错落跳跃，祖国山河如在眼前。一行行诗歌从地方性意象出发，在山水地景、历史遗迹、地域文化的浸染中，诗意呈现国人生活方式、审美情感、价值追求的转变。诗人致力区域文化资源开掘，在地域风景与历史文化中探寻时代精神内涵，有着记住乡愁的愿景和自我价值的探索。虽是地域书写，但她的诗歌意义却超出地方性的概念，兼具个性化审美与现代性意识。

安琪是漳州人，对于故土的抒写细致、动人，有着真实性情的流露和过往生命的悲喜。在《芳华北路》中，诗人写道，“那时我在芳华北路，那时我在区文化馆”，路旁长着“一株木棉树”。与木棉相比，诗人自认姿容平凡，“木棉呀木棉，我没你壮硕没你美，却很想离开这个地方，芳华北路”。平凡的肉体装着一个奔腾的灵魂，渴望走向宽广的世界。没有空洞抒情，从个人经验出发抓取地景与生命重叠的部分，通过“木棉树”意象，传达细微动人的感受，让读者在质朴的诗语里获得真切的力量。

乡愁是延绵不辍、复杂沉潜的情感，会伴随时空移换、主体成长以及历史语境的变迁，显现不同的书写形态与表征内涵。从漳州出走成为北漂一员，异乡人的体验使作者笔下的乡愁既是地理学的，也是精神学的。诗里隐含着对故乡、生命的强烈感怀。诗以乡愁和赤子情怀为触发点，照见悲喜交加的灵魂。乡愁因时空的错置而起，抒怀的途径可以是对家园空间的集中再现，也可以是对逝去时光的追忆，如《鸦群飞过九龙江》：“当我置身鸦群中飞过，飞过九龙江。故乡，你一定认不出黑面孔的我。”故乡具有地理层面和精神层面的双重意涵，乡愁既可视作诗人对地理故乡的念兹在兹，也可表征为对精神原乡的致意与想象。海德格尔曾言：“诗人的天职就是还乡，还乡使故土成为亲近本源之处。”许多文人的创作都钟情于自己的故乡。鲁迅写绍兴，沈从文写湘西，萧红写呼兰河，贾平凹写商州，邮票般大小的奥克斯福承载福克纳的全部爱憎。没有精神根据地的创作，抒发的无非是一些公共的感叹。从这层意义看，诗人同故乡纠缠捆绑，乡愁启动诗思，诗歌化解乡愁。

故乡的景物诱发主体精神上的追忆，诗句在故乡的客观现实与主观记忆中交错，充满了诗人对故乡、对亲人、对童年的怀念，“一样的花格子衣，一样的短黑裙，一个齐耳短发，一个短发上绑着一只蝴蝶结，紧紧地扒着车窗，我们要去石码，我们要去看外婆”。诗人了不起的地方在于，平庸的日常在她笔下变得极富诗意。诗的视角有限、具体，甚至琐碎，但通过对童年生活百感交集的回溯，打开缤纷的人心世界。追随跌宕的诗句，读者仿佛也回到各自的童年，感同身受中体谅为人母的不易与母爱的伟大。

安琪对碎片式的生活经验抱有极大的书写热情，小视角里有烟火气，“仰头拍照的老人，他的苹果手机，都在我的微信里永恒”。她通过时空追溯，叙写不复存在的人物、场景，除了对故乡空间、已逝亲人的缅怀，也揭示生命的意蕴，给时代注明精神标记。中国大地上人群大规模迁徙，对社会的各方面都造成影响，要理解大变动下国人的精神状态，她的书写提供了很好的观察点和女性注解。至此，乡愁不再是私人的心有戚戚，而是社会层面的情感共振。地域开启诗人怀乡的符码，凭借生命体验和敏锐悟性，开掘人文地理的矿藏，传达人生与自然的情韵。诗人关注的远不止个人经历，还关联着更为广阔、深远的精神空间，如《月港印象》《霍童线狮》等，这些地域书写有对生活真相的隐喻，也有与现实搏斗的伤痕，作为一种文学见证，镜照出个人与社会生活的复杂向度。福建山水给予诗人生命的养分和情感的皈依，诗人也赋予八闽大地美好的家园寄托。

聂鲁达在获诺奖演说时坦言：“就在那次漫长的行程里，我获得了创作诗歌的必要成分。在那里，大地和心灵充实了我的诗的内容。”他的自述也适于形容安琪这部精神地理学诗集的诞生。诗人绝非简单的借景抒情或咏物感怀，而是以个性化的诗眼观测地域风情，传达人格立场和价值信仰，多角度展示时代的审美追求和精神格局。诗集中有对地理景致的局部刻画，但她不满足地域特色的凸显，而是挖掘地方风景背后的历史底蕴与思想内涵，透着深厚的人性体贴和人文关怀。诗人用独特的地域景象表达某种共通的情思与时代心声，以活泼的人间景观感染读者，透露出生命的顽强。神州大地幅员辽阔、地域文化色彩浓郁、历史人文气象万千，无论从寄情载体还是美学立场，诗歌的乡愁抒写都是精彩的文学展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