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初，我在厦门大学中文系读研时开始比较全面地接触中国古代典籍。当时，导师教我的读书方法首先是抄卡片。记得周祖譔教授告诉我，手抄印象深，不但可以积累有关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专业知识，而且可以顺带了解典故的出处。我因此抄了数万张卡片，还编了十册索引（现在它们都静静地躺在我家地下室大立柜里）。郑朝宗教授则建议我与大师对话、选择宋代文豪苏轼作为研究对象。于是，我接触到苏轼倡导的“八面受敌”读书法。它的特点是多角度切入，每次专注一点、各个击破，学思结合、求得融会贯通，适合于精读。受此启发，我自己悟出了“矩阵”读书法，即以社会需要为经、以学科体系为纬，将经纬结合作为找书、读书的根据。若有空，我喜欢到学校图书馆漫游，试图将不同学科的知识都纳入我构想的矩阵之中，并发现了矩阵该有、馆藏却无的“缺门”。这样做的好处是迅速扩展了知识面。正当我因此沾沾自喜时，偶然有机会到中山大学珠海校区图书馆参观，发现它是按“书山有路勤为径”这一理念设计的，以阶梯式布局象征知识追求所要达到的高度，我这才明白古人读书贵在“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看来，只是在书架之间漫游明显不够，还必须设定长期奋斗目标。

20世纪末，以计算机为标志的信息革命在全球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推动人类社会进入网络时代。首次领略“在线冲浪”的风光，是我1993年在荷兰莱顿大学汉学院图书馆查找资料时。当时，我受国家公派在那儿访学，正在研究名为“英语世界中国古代文学之传播”的课题。该馆在这方面有丰富藏书，而且已和欧洲不少高校联网。管理员非常友好，允许我不限数量借阅。尽管如此，我发现在那儿的视野仍然有限。来自上海药物研究所的留学生禇真威听说我的遗憾之后，主动带我去他所在的实验室，通过互联网检索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藏书。那时中国大陆还未实现全功能联网，因此，跨洋检索使我很激动，为发现许多新资料而惊喜，进而迷上了计算机和互联网。在写完与课题同名的著作（学林出版社，1997）之后，我便将研究方向从古典文论转到新媒体艺术理论。

倘若说网络检索可以基本解决“知道有什么书”的问题，那么，馆际互借则是实现“读到想要的书”的重要途径。2009年，我申报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重点课题《西方数码艺术理论六十年》获准立项。当时，国外出版的书不仅价格高昂，还很难借到。在美国升阳微系统公司（Sun Microsystems）工作的友人洪冰萌帮我代购了一部分，但离所需要的数量还相差甚远。就在那时，厦门大学图书馆提供的馆际服务帮了大忙。这一服务让本校师生可以用比国内复印费略高的价格获得有合作关系的各国图书馆的藏书。我因此顺利完成该课题，最终成果《西方数码艺术理论史》篇幅达312万字（学林出版社，2011）。当然，网络冲浪的乐趣并不只是找书。接连不断地打开网页，迎接纷至沓来且光怪陆离的信息并与之互动，或许才是网瘾之缘起。

在研究新媒体艺术理论的过程中，我对人工智能产生了强烈兴趣。1997年，我在《世界科学》第12期发表《智能代理：世纪之交的走向》一文，就是这种兴趣的早期表现。2023年，拙著《人工智能与网络文艺》（宁波出版社，2022）获得福建省第十五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说明这种兴趣维持了很多年。尽管如此，直到2024年初，我才深切地感受到人工智能应用给学术研究带来的巨大影响。与先前的各种媒介不同，人工智能是一种创造性媒介。如果说纸版书籍有物理体积而可垒成山、在线资源有超级链接而可汇成海的话，那么，人工智能则有无限潜力可显其“空”。

“空”以虚而容有。直观的感受告诉我们：天空的容量远大于所有的陆地和海洋之总和。人工智能可生成的信息总量也远多于人类已经积累的印刷品和电子文献，虽然上述生成正是以这种积累为基础的。“空”以无而非有。如果将人工智能所生成的内容当成书来阅读的话，那么，有时你会为它的观点出乎意料而受到启发，有时却会因它胡说八道而觉得浪费时间。实际上，智媒时代需要有新的读书法，其基点不在于信息接收，而在于多方发问。孩子都有过“问而不倦”的经历，只是由于大人不胜其烦，这种发问的热情才冷却。一旦只是聆听而难得发问、只是阅读而难得质疑，孩子也就变老了。智能媒介的好处之一在于重新激发人们发问的激情，使发问成为一种创作、治学以至于谋生的路径，也使“如何发问”成为读书法研究的重要课题。古有《天问》，历久弥新；今有“问题学”，其论精微。简而言之，不论因存疑而质问，或因未知而询问，发问都可以成为创造的契机。这一年来我为写新书向大模型提过成千上万个问题，感觉下述做法挺有意思：通过发问探查人工智能可为之事的边界，同时也反思自己能为之事的边界；以假设性问题激发AI的创意，以开放性问题拓宽自己的思路；更换视角向它发“连珠炮”，追问原因打出“钻地弹”……它不烦，我亦不倦。因读而有问，因问又细读，乐在其中。愿以此与读者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