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散文大家梁衡曾作如许评价：“如果让我在古今文章中选一篇最好的，只好忍痛选一篇，那就是范仲淹的《岳阳楼记》。”
岳阳楼闻名天下，功推滕范二公。滕子京因重修岳阳楼而留名，范仲淹因撰写《岳阳楼记》而流芳。滕公的初衷是人以地名，地以人显，惟雄才巨擘者堪当此任；范公不负所望，文因楼生，楼以文名，一篇短文树起了中华文化史上一座无可撼动的地标。
据说范公是在没有登过岳阳楼的情况下，只是根据滕公寄来的一幅《洞庭秋晚图》，就将洞庭湖渲染得波澜壮阔，把岳阳楼描绘得锦绣斑斓，让人身临其境！
为此，我特地造访了心仪已久的岳阳楼，试探是什么成就了千古第一文。
北宋庆历五年（1045年）十一月，范公以给事中、资政殿学士的身份抵邓州赴任。到任后，政简刑清，并整顿风俗，教化民众，使当地逐渐呈现太平景象，正如他在诗中所描绘的那样：“庭中无事吏归早，野外有歌民意丰。”
在邓州焕然起色中，有范公按照家乡姑苏城的园林风格重修的百花洲。他拿出全部积蓄，社会贤达和当地百姓踊跃参与，冬去春来，洲上桃李迎风，松柏挺立，亭阁辉映，连廊逶迤，百花洲成为南阳一方名胜，而且还园于民。
依百花洲畔，建花洲书院。培育人才，实践州县办学的宏愿。此后，公务之暇，范公秉承了自己在应天书院的传统，时常在书院里执教兴学，以文会友。
斯时，一封信札打破了范公的内心平静，庆历六年（1046年）六月十五日，范公收到滕公差人送来的一封书信。
滕公在信中言语切切：“窃以为天下郡国，非有山水环异者不为胜，山水非有楼观登览者不为显，楼观非有文字称记者不为久，文字非出于雄才巨卿者不成著……”随函附有一幅《洞庭秋晚图》作为参考。显然，执意延请范公担纲作记。
手执信函，心潮激荡。范公与滕公是同年进士，同朝为官，曾经同任边帅，抵御西夏入侵，滕公还是“庆历新政”的积极推行者。庆历四年（1044年），二人同时被贬，范公贬知邠州，滕公谪守巴陵郡。
由“处庙堂之高”的参知政事贬任“处江湖之远”的邓州知州，范公没有消沉，而是“求民疾于一方，分国忧于千里”，并将“庆历新政”的一些主张在邓州实施，重教化，轻刑罚，废苛税，倡农桑。同样，好友滕公被贬一年后，励精图治，夙夜在公，巴陵郡“政通人和，百废俱兴”，重修了岳阳楼，这是何等令人欣慰呀！为岳阳楼作记，同时是鼓舞好友也是勉励自己。写什么？怎么写？他没有急于动笔，反复揣摩，摹景状物，谋篇于心。
庆历六年九月十五日（1046年10月17日），秋风送爽，秋阳朗照，范公在书院内蓦然高呼一声“研墨”。他将百感交集诉诸笔端，文思泉涌跃然纸上，一篇辞采华美、气韵生动的不朽之作一气呵成，喷薄而出。
从接到信札到杰作问世，历时三个月。三个月的思绪万千，三个月的辗转反侧，三个月的腹稿打磨，字字珠玑，句句扛鼎，借景抒情，情理交融。这固然仰仗范公的旷世才情，但更多的来自深刻的世间阅历、命运遭际；虽然未登岳阳楼，但融入了邓州的执政经验、人生感悟。“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这既是安慰滕公，更是在勉励自身。
是的，百花洲的情景不能与洞庭湖的万千气象比肩，但范公“神游物外，心与景接”的心情与滕公是一样的；邓州的地理方位、人文背景也难以与岳州比较，但他们二人仕途遭遇与政治抱负是一致的。至此，我恍然有悟，既已心历其界，又何须身临其境！
伫立岳阳楼上，凭栏远眺，四面来风。从李白的“楼观岳阳尽，川迥洞庭开”，到杜甫的“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从张埴的“坐拥湖山把一麾，当年吏部只吟诗”，再到黄庭坚的“未到江南先一笑，岳阳楼上对君山”……“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诗满岳阳楼，但最终是以一篇“记”，实现了从“阅军楼”向“文化楼”的华丽转身，范公也完成了从地方官员向文学巨擘的完美蜕变！
岳阳楼始建于公元220年前后，为什么显于宋呢？这与宋朝成为中国历史上思想与文化的“造极之世”不无关联，范公是宋朝“士风”的杰出代表。诚如《宋史》所载：“自古一代帝王之兴，必有一代名世之臣，宋有仲淹诸贤，无愧乎此。”由此反观，《岳阳楼记》诞生于仁宗一朝北宋思想文化的“黄金时代”，看似偶然，实则必然。天时地利人和。这就验证了陈寅恪先生的论断：“六朝及天水一代，思想最为自由，故文章亦臻于上乘。”
文章闪烁的是才华，才华支撑的是道德。
“四面江山来眼底，万家忧乐到心头。”最为世人所推崇、所仿效的是范公的“忧乐观”。这绝非一时偶得，而是“少有大志，每以天下为己任”；不仅是其为官之道，即便是四迁四黜也不改初衷。正源于终其一生都在践行着“忧乐天下”，才有了《岳阳楼记》的横空出世。
我登临的不是滕公修复的岳阳楼，而是清同治六年（1867年）重建的。自唐代以来，留下宋元明清不同朝代的岳阳楼。岳阳楼是历代工匠不断修复，更是千年文人士子风骨坚守的精神殿堂。范公以63年的生命历程，留下了千古相传的美名。真可谓是：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
至此，我更深地理解了古人倡导的“道德文章”的个中真谛。诚如桐庐县城范仲淹纪念馆内镌刻着的朱熹的评价“天地间气，第一流人物”，第一流人物与千古第一文，相得益彰。震大千而醒人智，承千古而启后人。无怪乎，梁衡先生才敢断言，上下千年，唯此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