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初，唐卫宸就在《戏剧危机中的戏剧批评》一文中指出：戏剧包含戏剧生产、戏剧消费、戏剧研究三个部分，“有人仅仅把戏剧危机归结为戏剧生产或消费的危机，而置戏剧研究于不顾，这种对理论的轻视本身便是导致危机的原因之一。其实，戏剧研究的贫困早就是戏剧危机潜伏的征兆和爆发的原因，特别是戏剧研究中的戏剧批评，长期以来一直表现出的极其贫困和疲弱”。如今，三十余年过去了，戏剧研究不断深入，已有的戏剧研究成果也被研究者持续发掘、整理、研究，出现了一些亮眼的成果，简贵灯的专著《清末民国京剧批评的观念与形态研究》便是其中之一。

这本书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傅谨在“序言”中指出：这是“清末民国京剧批评研究的标志性成果”，是诸多有关清末民国的京剧评论中“最具深度和广度的标志性成果”。

该著是作者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一般项目“清末民国京剧批评的观念与形态研究”的最终成果。这个项目之所以能在2016年立项，固然与作者的前期积累、研究能力等密切相关，但更重要的是，选题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学界现有对京剧的研究主要涉及京剧历史、剧目、唱腔、表演、动作、脸谱、服饰、器乐、流派、戏院等方面，研究京剧批评的成果较少。进一步梳理有关京剧批评的研究成果，不难发现以下两个特点：其一，研究成果多集中在京剧批评家及其群体、京剧捧角活动、报刊媒体与京剧批评之关系等三个方面，鲜见关于京剧批评的系统研究；其二，研究成果涉及的地域主要是北京和上海，鲜见京沪之外的地区。因此，亟须对这一时期的京剧批评家、京剧批评家社团、京剧批评类型、京剧批评观念等进行整体的观照，展开全方位的研究。《清末民国京剧批评的观念与形态研究》正是这样一部著作。专门研究京剧批评或者说京剧评论的论文虽然不多，但毕竟还有一些；专著除了这一本，目之所及，只剩下任婷婷的《民国京剧批评研究》（学苑出版社2023年8月第1版），这进一步凸显了本书的学术价值。

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是衡量研究成果价值的重要标尺之一。从研究的深度上看，其一，他总结出京剧批评的三项新内容和四种新文体，前者是聚焦舞台、重视营业、关注唱片，后者即报刊社论、编者按语、报刊书评、京剧广告。在此基础上，他又运用大量的篇幅论述最为独特的“新闻体剧评”；其二，对京剧批评的“商业化”，他在系统梳理当时京剧批评的成果后，指出京剧批评在当时是作为“文化商品”存在的，其“商品化”的标志是“广告式剧评”与“照例文章”。他还较为深入地探讨了京剧批评商业化给戏曲带来的积极影响与消极影响；其三，京剧批评“‘客观立论’共识的达成”是本书中理论含量最高、最富有挑战性的一个论题，虽然繁难，但作者深入浅出地展开了较为充分的论述，让我们对这一理论的来龙去脉、内涵与外延等有了十分清晰的认识。从研究的广度上看，该著探讨了清末民国的职业剧评家、京剧批评的新内容与新文体、京剧批评的新闻化书写、京剧批评的商业化、京剧批评“客观立论”共识的达成、京剧批评家社团的创建、京剧批评家的批评观念与批评实践、作为“观剧指南”的“戏考”等八个方面的问题，几乎涉及了清末民国京剧批评的方方面面，达到了一定的广博度。

以上所说的“深度”和“广度”是通常意义上的，其实，史料挖掘的深度与广度也是“研究深度和广度”之一种。对清末民国京剧评论的深入发掘和细致梳理是该书的立足点。毋庸置疑，所有深入的论述和结论的得出，都是在对相关史料的大量占有、认真爬梳和精心整理的基础上进行的。仅从《附录》来看，作者翻阅了一百二十余种清末民国的戏曲报刊。在此基础上，经过多方考证，他厘清了晚清民国年间京剧评论领域的一些重要谬误，比如对《戏考》这部发行量极大、在京剧观众中有过重要影响的书籍的编者的考证，再如对郑正秋这个被长期埋没的优秀职业剧评家的发掘。长期以来，不少人认为史料研究没有论述来得有力、显得深刻，轻视史料发掘与整理工作，对史料学家不屑一顾。事实上，史料研究极具挑战性，是很见功夫的，我们应该摒弃各种学术成见，站在更加客观的角度看待史料研究。

这本书还提供了一种戏剧批评研究的范式，其“典范性”主要体现在三方面：尽可能地回到历史现场，去探究文学艺术本来的面貌；运用“文化社会学”理论，分析文学艺术的丰富性与复杂性；运用“场域理论”，阐述文学艺术所在场域的独特性与延展性。具体来说，作者先是通过翻阅大量的旧报刊，试图回到清末民国的历史现场，身临其境地感受、品评当时较为丰富的京剧批评，然后将文化社会学理论内化于心，把清末民国的京剧批评看成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去探究其起源与发展过程、生产与传播方式等；最后将清末民国的京剧与京剧批评视为一个独特的场域，把京剧批评家和观众、读者等联结起来，阐明其独特的内容与形式。

如此来看，称这部著作是“戏剧批评研究的典范之作”似乎并不为过。不仅如此，按傅谨所说，“它对当代京剧、戏曲研究和评论的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必将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