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尤溪县志记载，明弘治四年（1491年），尤溪县始筑城墙。墙围略呈卵形，西部窄小，东部稍宽。城墙周长1555丈、高1丈5尺。明嘉靖六年（1527年），将西北角墙围内缩，减短周长290丈。500多年来，洪水蚀风雨侵，明城墙大多已倾圮在岁月里，如今仅余青印溪北岸从文公桥到玉带桥这一段约300米的倔强存在。

青印溪穿城而过，为了抵御洪峰，后来这段残垣顶部加砌了青石条，使它兼作防洪堤。许多脚步在它身边纷沓而过，但很多人不知道其主体是明城墙。有些砖缝里长出一蓬蓬凤尾蕨，叶子细碎如羽，还有许多叫不上名的草本植物，随风摇曳。它们仿佛城墙的呼吸，在坚硬的沉默里，透出温润的生机。

我若陪外地友人探访尤溪，这里是必到的古迹。老砖是褐黑色的，表面坑洼。有的古砖上有砖戳“尤溪城磚”。我大略数了数，140多块古砖有砖戳，其中有两块砖砖戳为“尤溪縣城磚”。在雨水青苔及岁月的侵蚀下，砖戳不是很清晰了，若不是刻意寻找，它很难被发现。我曾特意带上软尺量了尺寸，古砖长35厘米、高15厘米。墙体里砖头的宽度，据民俗专家周治彬老先生回忆，大约也是35厘米。新的用于修补的砖则泛着青灰，棱角分明。

“城春草木深”，城，要有城墙才说得上深；草木在墙内茂密地生长，才说得上春。城墙不仅防御外侵，还要围住一方安宁的时光。古老的县城被围墙紧紧地包围起来，兵士们拿着弓箭防御敌人入侵，可以居高临下射出如雨的箭镞，守护着这座城郭，守护着家园。嘉靖四十年（1561年），“乡寇苏阿普作难，知事戴朝恩周城墙增高三尺；合二垛砌为一垛，每十垛建敌楼一座，寇至不能逞”（民国县志）。清咸丰七年（1857年），知县萧作霖刚率民众修补好城墙，“永逆潘宗达率匪千余人攻城，沈大老带兵二百名，梭巡到尤，率人民严守，贼不克入，退回”。可以想象，当滚滚的狼烟升腾、号角连营响起之时，这里展开的攻城与守城的场景。

任何朝代都无法避开贪腐的存在，明弘治四年修筑的城墙就是“豆腐渣”工程。县志载曰：“蝮鸷巧渔，利其高大，而因以牟利，致斯城广泛迂卑，西北一带，陡仄难守。”督造城墙的通判应元徵，被比作毒蛇与猛禽，他利用位高权重牟利，本该坚不可摧的城墙，出现了大范围弯曲薄弱。果然在嘉靖二年（1523年），匪寇从西北角攻入，“鱼贯而下，啸呼叫嗷”。我走近明城墙时，总是习惯性地用指尖抚过褐黑的城砖，聆听它见证的所有故事。

去年秋，好友朱玉教授回尤溪探亲，在我诚挚邀请下，两人带上干粮和水去寻北城墙遗迹。她的外婆住在大埔山，91岁了，对古城墙还有模糊的印象。老人瘦削的手在空中比画着，努力为我们画出北城墙在山上的走势。她比得抽象，令我们心头一片空茫。我们只能估摸着大致的方位上山，穿过竹林，钻过灌木丛，朱教授的脸被荆棘拉出一道血口子。因为落叶满地，我脚下一滑，哧溜着跪倒，疼得站不起来。两人只好就地休息。朱教授眼尖，发现左前方草丛里有一角黑黢黢的东西，凑近细看，是砖！

它嵌进土里仿佛生了根，我们俩拗了两截树枝把它挖出来。是一截残砖，砖面黢黑。我掂了掂，沉甸甸的。虽然没有砖戳，但我多次抚摸过青印溪畔南城墙的城砖，指尖记得它们的宽度与高度，况且这山上没有建筑物，附近也没有坟墓，不存在建筑废料，因此基本可以断定，它是明城砖。很遗憾，我们前后左右再搜寻一番，没有找到更多的古城墙遗迹。我们把那截残砖放回那个浅浅的坑里，把土拢了拢，盖上几片枯叶。我们见到它了，就可以了。

我摔瘸了，由朱教授搀着下山时，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草丛里什么也看不出来，但我知道它在那儿。它见过什么？见过城墙筑起时的喧嚷，见过战火，见过坍塌，见过野草繁荣萧瑟，衰了又荣；也一定见证过秋日，有些像我这样蹲下来看它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