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庆贺新中国成立40周年，中国作家协会曾举办全国优秀散文（集）杂文（集）奖。此次大奖，是新中国成立以后首次设立的奖项，既是一次评奖，也是对40年来散文、杂文创作成就的检阅。这在文学界乃至全国都是一件万众瞩目的大事。评奖结果于1989年4月在无锡颁奖会公布。获奖作品不分等次，其中优秀散文奖24部，杂文奖7部，另设荣誉奖7部。荣誉奖获得者为：巴金的《随想录》、夏衍的《夏衍杂文随笔集》、廖沫沙的《廖沫沙文集·第二卷》、柯灵的《柯灵杂文集》、孙犁的《孙犁散文选》、陈白尘的《云梦断忆》、萧乾的《萧乾散文选》。
我发现荣誉奖名单中竟然没有冰心，这让我十分诧异和纳闷。冰心在当时与巴金一样，写了《想到就写》《我请求》等一系列脍炙人口的作品，被称为“南有巴公，北有谢婆”，而这个展示新中国成立40年文学成就的大奖中，却独独缺了冰心。
直至我读到唐弢先生致“冰心大姐同志”三封信，才解开了心中多年的困惑。唐弢在“冰心大姐”后再加上“同志”二字，自有其考虑，称“大姐”显得亲切，但似乎不足以表达他对冰心的敬重，故而加上“同志”，形成双重称呼。正如郭风，他觉得自己没有资格称冰心为“大姐”，总是称呼“尊敬的冰心同志”。唐弢比冰心小13岁，是著名作家、文学理论家、鲁迅研究家、文学史家，学术地位很高，称冰心为大姐自然恰当，但他自认还缺少一点什么，故而在“大姐”后加上了“同志”二字。这种对冰心的双重称呼，唐弢也是独一例。
在这封写于1989年1月15日、以“冰心大姐同志”开头的长信中，唐弢曾恳切请求冰心接受新中国成立40周年而设立的优秀散文、杂文的荣誉奖，但被冰心婉言谢绝。信中说道：“我于88年6月去日本访问，中国作家协会通知为散文杂文评奖委员会委员，回国之后，始悉与您并列主委，惶恐之至。”也就是说，这次评奖设评委会，若干名评委，两名主任委员，由冰心与唐弢共同担任。唐弢得知这一安排后，感到“惶恐之至”——自己怎么可以与冰心并列主委呢？遂请辞，并提议“请以夏衍同志自代，因为你们都是1900年生的前辈，德高望重，我可以跑跑腿”。但是这一请示未获批准，“作协不予同意”。也就是说，这次评奖的主委就是冰心与唐弢并列，共同负责。
然而冰心此时已多年足不出户，除到医院看病外，绝少参加公开活动，作协是知道这个情况的。唐弢因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我订了合同，要写一部鲁迅传记，限期交稿，去日本时也顺便搜集一些材料，自1988年12月起，即住在外边，埋头写作，散文杂文评奖跑腿之愿，也成空谈，大部分工作，都由苏予、张锲两同志负责。本当趋谒汇报，他（她）们两位也自告奋勇，允为代劳。”由此可见，主委背后有跑腿之人，冰心有时间，她应该审阅过参评作品，通过跑脚之人传递信息。唐弢也说：“不过我的书，都已看过，几次会议，也都参加。”说明这样操作与评选也是可行的。
但在一次评委会上，问题出现了：“前次会上，评委之一并获杂文奖之严秀同志，提出评委不参加竞赛，我觉得此一建议，似可采纳，各评委也以为然。”严秀的提议符合评奖惯例，评委会予以同意，评委之一的严秀先生“率先向自己开了一枪”，他本人已被列入的杂文获奖作品自然终止了资格。但这个提议也就涉及了冰心——冰心本在荣誉奖的名单中，因为这个提议，便也推辞了：既然将她摆在评委会主任的位置上，怎能为自己颁奖呢？这个推辞再反馈到评委会，“大家都以为您属荣誉奖，并非由评委推选之优秀奖，可以不在此例，各人发言，极为诚恳，我个人也深以为然”。但负责跑腿的张锲同志告诉了唐弢，说冰心“坚决推辞”。唐弢在信中感叹：“这样一来，从评奖名单上看，不免有所削弱，实在令人扼腕。”并且希望能补救，“我个人希望您能考虑，因为最后投票，当在二月下旬，尚可补救也。”并盼“赐示”留下地址并告诉“我大约于1月底回家，家里经常有人和我联系”。冰心没有回复，坚辞后，她的名字与作品未出现在荣誉奖的名单中。
解开这个心结之后，深佩老太太的豁达与睿智。看透人生的她，将名誉与利益看得轻、看得淡，怎么可能接受自己任主任委员的评奖委员会授予的荣誉呢？这将为世人留下一个什么样的名声？老太太真是一个自律而清醒之人！
及至近10年后，中国作协正式设立鲁迅文学奖。第一届鲁迅文学奖于1998年2月9日在北京揭晓，评选范围为1995—1996年的文学作品，我曾参加过这届鲁迅文学奖散文与杂文的初评工作。本届设立“全国优秀散文杂文荣誉奖”，由评委会集体推荐，旨在表彰在散文杂文领域德高望重、成就卓越的老一辈作家。新中国成立40周年评奖中已授予荣誉奖的作家，不列入首届鲁迅文学奖的名誉奖名单。第一届鲁迅文学奖散文与杂文的荣誉奖计有6人6部：冰心《我的家在哪里》、季羡林《赋得永久的悔》、严秀（曾彦修）《牵牛花蔓》、雷加《半月随笔二集》、郭风《郭风散文选集》、艾煊《烟水江南绿》。冰心与严秀这回都进入了荣誉奖名单，算是弥补了40周年评奖的缺憾。
1992年1月，唐弢先生逝世，他所经手的评奖落下的遗憾，却是永远无法弥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