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剧《过海》由李伯男执导，周长赋、王鸿担任编剧，福建人民艺术剧院创排演出。该剧改编自王鸿的中篇小说《台北来信》，以昔日两岸隔绝对峙为历史背景，讲述了福建船老大吴天桂与台湾青年林阿伟两个家庭因一次冒险“过海”而命运错位、情感纠葛的悲欢离合。作品自首演以来，便好评如潮，凭借真挚的叙事内核与精良的舞台呈现得到广泛关注。作为一部两岸题材的现实主义话剧作品，其戏剧性构建颇具巧思，编剧没有止步于历史事件的线性铺排，而是将“人学”奉为整个戏剧性构建的灵魂。
戏剧性始终关乎两个基本维度，一是人物命运与情境之间的张力关系，二是这种张力在舞台上的呈现方式。对于话剧《过海》而言，其戏剧性构建正是紧紧围绕这两个维度展开的，以两岸跨越数十载的分离与守望为底色，将个人命运放置在时代潮汐的起落里，铺展命运与情境碰撞出的饱满张力。作品不仅再现了一段悲欢离合的历史，更在艺术层面完成了对普通人命运与情感的深刻书写。
戏剧性的首要源泉在于人物。《过海》的成功，在于塑造了吴天桂这一核心人物的复杂性格与命运轨迹。作为福建沿海的船老大，他身上既有坚韧与果敢，又有犹豫与挣扎。“命里带船”的宿命感，既体现在他对大海的敬畏与驾驭能力上，又成为其无法挣脱的枷锁——出海能带来生计，却也可能将家庭拖入未知的深渊。这种性格的矛盾性，使得他在面对“过海”这一关键抉择时，内心的挣扎极具戏剧张力，一边是对家人的责任和对安稳生活的渴望，另一边是对台湾青年林阿伟所代表的对岸亲友的承诺与道义担当。他的每一次选择，都如同在惊涛骇浪中掌舵，不仅推动着情节发展，而且揭示了特定历史背景下个体命运的身不由己。吴天桂的性格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三十年的岁月流转中，随着两岸关系变迁、家庭聚散以及内心拷问不断演变，这种动态的性格成长，使得人物形象更加立体饱满，也为后续人物关系的戏剧性展开埋下了伏笔。
戏剧情境是戏剧动作展开的具体环境，而冲突则是情境中对立力量的相互作用。《过海》的戏剧性强度，很大程度上来自其将人物置于极端历史境遇中，从而催生出多层次、多维度的戏剧冲突。《过海》的情境设置具有鲜明的双重性，表层是政治对峙造成的两岸隔绝，深层则是人物在这种隔绝中不得不作出的生存选择。“海面大门关了”，对于吴天桂而言，意味着他作为船老大的生活方式被强行终止；对于林阿伟而言，则意味着他与台湾妻儿的团圆成为奢望。两人命运的交叉，正是这一双重情境的必然产物。
全剧并未将政治背景处理为抽象的时代标签，而是通过一系列具体细节使之化为可感的情境压力。村干部催交船只的限期、林阿伟必须回原籍开具证明的要求，这些细节层层叠加，最终形成吴天桂的心理真实。这种情境设置的深刻之处在于，“历史的发展体现着矢量法则，而历史中的个体生命则体现出变量的不确定性”。个人与时代的这种复杂互动，构成了全剧戏剧性的深层基础。
情境的双重性还体现在空间的象征意义上：大海既是连接两岸的通道，又是隔绝亲情的屏障；既是吴天桂实现自我的舞台，又是吞没他梦想的深渊。这种空间的二重性，为人物的行动提供了丰富的阐释可能。
在双重情境的驱动下，《过海》建构了多层次戏剧冲突。第一层次是人物内心的冲突。吴天桂在“走海”与“种田”之间的挣扎，玉莲在“恨夫”与“思夫”之间的摇摆，林阿伟在“报恩”与“愧疚”之间的煎熬，翠兰在“求生”与“求死”之间的徘徊，这些内心冲突构成了人物行动的内在依据。第二层次是人物间的冲突。吴天桂与玉莲关于阿伟去留的争执，玉莲与阿伟关于“罪责”的对峙，吴天桂得知玉莲改嫁后的愤怒，无不具有强烈的戏剧张力。第三层次是人与环境的冲突。人物与时代、政策、命运的对抗，超越了具体的人际矛盾，上升到存在论的层面。吴天桂不肯改变自己的劳动和生活方式，这种坚持本质上是对个体尊严的守护；玉莲被迫与阿伟结合，则是生存压力下的无奈妥协。这种人与环境的冲突，赋予全剧以超越题材本身的思想深度。冲突的解决同样耐人寻味。30年后重逢，吴天桂面对玉莲与阿伟的结合，经历了从愤怒到理解、从指责到宽容的情感转化。这种转化并非道德说教的结果，而是人物历经沧桑后生命意识的升华。“我输人不输阵”，这句台词的重现，此时已不再是年轻气盛的豪言，而是饱经磨难后的坦然与释然。
从最初针锋相对的人际冲突，到人与时代命运的激烈碰撞，最终落脚于岁月沉淀后人心的和解，冲突从激化到消解的全过程，始终紧扣人物的性格逻辑与时代的发展脉络。
综观《过海》的戏剧性建构，可以发现一条贯穿始终的逻辑线索，那就是一切形式层面的艺术追求最终都回归于人的命运、人的情感、人的选择、人的尊严这一终极命题。“文学即人学”，戏剧自诞生之初便以“人”为核心观照对象，戏剧作为具象化演绎人类精神活动的舞台艺术，其人学属性更为凸显。《过海》正是以两岸分隔的特殊历史语境为底色，在交错的命运书写中完成了对人性的深度叩问。
个体生命意志与宏大历史语境碰撞、博弈形成的命运轨迹，正是《过海》戏剧性最动人的源泉。由此衍生出的伦理纠葛、情感错位与价值悖论，则是《过海》戏剧性张力的核心生发点。两岸分隔的特殊历史境遇，如无形的巨轮碾压个体人生，主人公们的离散、漂泊、等待与坚守，从来不是孤立的个人遭遇，而是特定时代背景下无数普通人命运的缩影。亲情的咫尺天涯、思念的跨越山海、情感归宿的迷茫，共同构成了具有戏剧性的伦理困境与情感困境。这些让作品跳出浅层的矛盾堆砌，直抵人性幽微复杂的深层领域，完成对人性本真的深度勘探与理性审视。《过海》对人的生存境遇的深切体察、对人性本质的深刻理解、对个体生命的悲悯共情，让我们真切体悟到，“人学”是戏剧的本体根基，而“戏剧性”的灵魂内核在于对“人”的内心冲突与生存境遇的深度揭示。
正是这种对人的深刻理解与悲悯，让《过海》跳出了同类题材常见的叙事俗套，没有将两岸分隔的苦难简化为标签式的矛盾，也没有将团圆的结局写成悬浮的想象，而是始终落脚于普通人在大时代洪流里的挣扎和坚守，让被历史洪流裹挟的个体生命，重新获得了被看见、被铭记的可能，也让这部作品拥有了跨越地域语境的艺术力量。
在两岸题材戏剧创作日益丰富的当下，《过海》的意义不仅在于它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艺术范本，更在于它昭示了戏剧性的人学归旨，永远是通向观众心灵的最佳路径的可能。正如大海可以隔绝两岸，却无法隔绝思念；时局可以改变命运，却无法改变人性，这或许就是《过海》给予我们的一个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