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浦城县莲塘镇颜处村路头权自然村过长岗去临江的这条官道，自苦槠林岔开，从村庄南北两侧拾级而上，翻越长岗岭和南山岭，向西延展，形成一个巨大的、倒立的“人”字。路头权村在“人”字撇捺交叉处，我们家在撇的一侧，紧挨长岗古道。

村里的老人说，苦槠林比路头权村还年长。是先有苦槠林，还是先有路头权村，已无从可考。村口那几株直径超过两米的苦槠树，撑起的绿荫面积超过一个篮球场。腊月，村民在树下扎龙灯，祈求社稷平安。平日，老仙公在这里讲古，游商来这里售卖，从县城返村的人在这里发布见闻。即使是下着大雪的严冬，这里也不寂寞，每天都有小朋友在树下捡拾苦槠。一个冬天，我们兄妹几个可捡拾十多斤。等村里播放露天电影，母亲便炒苦槠给我们解馋。

路头权村与长岗岭相接，梯田连着树林绕村庄层层叠叠向外铺展，叫人看了有作画的冲动。掩映在桃树、李树、桂树丛中的房舍，行走在村道上的农人、耕牛和黄狗，畅游在溪流里的大白鹅和赤麻鸭……构成一幅和美山居图。

在我很小的时候，村里为涵养水源，将山高林密的长岗岭一带封为“禁山”，规定村民只能上山狩猎、挖笋、拾菌子，禁止砍伐。因为这个朴素的约定，长岗岭一年四季草木葱茏，猕猴桃、山柿子、野杨梅硕果累累，竹笋、菌子、草药应有尽有，绵延巍峨的长岗岭成了名副其实的金山银山。

离开长岗岭后，我常常怀念那里的生活。

当桃花开满山坳，岭上的树莓和长在山沿的地茄子就成熟了，这是大自然赠予的最好礼物。那时，一得闲暇，我们就往长岗岭跑，为树莓和地茄子，也为色彩斑斓的春天。那个季节，我们的手指、嘴唇、脸颊和衣服，全被地茄子的汁液染得红一块紫一块。清明将至，桃花慢慢谢去，映山红开满山坡，树莓和地茄子渐渐消失，孩子们的嘴唇又从绛紫变回粉红。绛紫是我童年的原色，它连同人生春季里那些美丽的梦，一起鲜活地留在记忆里。

盛夏砸板栗，金秋采藤梨，霜降吃山柿，初冬捡榛子，一年四季，长岗岭给予我们丰盛的馈赠。山里人最懂感恩，祖祖辈辈敬畏大山。

追野兔、赶山麂、抓刺猬不受季节限制，农闲时节，天天有人进山。若提早得了消息，我会把书包藏在苦槠林边生产队的仓库里，偷偷跟去。村里有个不成文的规矩：集体狩猎，不论男女长幼，参与者均可按人头分得一份猎物。我每次提着战利品战战兢兢回到家，必挨一顿责罚。可得知有人进山打猎，我仍会毫不犹豫丢下书包跟了去。

这就是童年，无忧无虑的童年！

谁说打猎不是学习？回到学校，老师让写作文，我会把打猎的过程描绘得惊心动魄，让不少同学羡慕。老师常常在全班同学面前大声朗读我的习作，有时还请同学读她认为写得好的句子。这种感觉很治愈，我编故事的冲动愈发强烈。

那个时候，老师布置作文，我总能将自己的经历嫁接其中。郁达夫说，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传。我认为，作品更像是作家生活的重组和再现。

有次，我以“雪地打野猪”为素材，写命题作文《一件难忘的事》，因为所写是自己的经历，习作很生动，深得老师肯定。那年期中考，作文考题是写《一件快乐的事》，我将叙述的角度稍稍挪移，突出“打野猪”的快乐，习作再次获得表扬。我隐约感到，只要平时多多积累，下笔就能文思泉涌。

随着年龄增长，对生命的理解也越来越深刻。十七岁那年，我好像突然觉醒了，感觉自己的未来不在长岗岭，应该走出闽北大山，去找寻山外那个更精彩的世界。

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端午节过去好一阵子了，深藏大山深处的长岗岭依然停留在春天，天气尚未晴透，偶尔还下一两阵雨，乍暖还寒。长岗岭的杨梅就是在这样琢磨不透的日子里，由青泛黄，由黄变红。

说起杨梅，想起青杨梅浓烈的酸涩，口水情不自禁往外溢。时间能改变一切，在小伙伴的盼望中，杨梅果慢慢从鹅黄变成淡淡的粉红，又从粉红渐渐变成明艳的鲜红。大伙再也按捺不住，一窝蜂爬上杨梅树，摘下带回家用白砂糖腌在玻璃缸里。每天放学回到家，来不及放下书包，便急忙拿起筷子来回搅动，翻一翻，尝一尝，尽管加了糖，且泡淡了颜色，杨梅依旧酸涩无比，瓶底的汤汁倒是酸甜爽口。

这是长岗岭的味道，也是春天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