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向来不肯随便称许别人，却对一位闽籍学友说过一句分量极重的话：“赏音最早者。”这话有来由。1947年《围城》初版不久即招批评的棍棒，时在厦门教书的郑朝宗看不下去，化名“林海”，作《〈围城〉与“Tom Jones”》为之辩护。把小说与菲尔丁对举，据其“议论多于事实”的特点，首次将之定义为“学人之小说”。钱锺书起初不知“林海”是谁，后来知道了，十分高兴，才有了那句“赏音最早者”。

两人都是被清华大学外文系破格收下的偏才，钱1929年以数学15分入学，郑1932年报考时是该系福建录取的唯一一名，数学仅得3分；同校一年，却“不曾动过拜访他的念头”，零交集。把他们连在一起的是老师吴宓。一次藤影荷声馆夜谈，吴宓断言文史之才，老一辈推陈寅恪，年轻一辈推钱锺书，“其余如你我，不过尔尔”。这话郑记了半个世纪。

真正的相遇迟至1942年。那时钱因太平洋战争爆发，路途阻绝，困居沦陷中的上海，郑也在上海一所英国教会学校教书。一个春光明媚的星期天下午，他随清华同学到一座带花园的洋房里见到了钱。钱听说他是福州人，便问见过林纾、严复、陈衍没有？郑的父亲曾协助林纾整理口述译本。福州近代诗人的话题，就此成了两人最初的共同语言。

郑的学校缺一名国文教员，洋校长托他物色，钱推荐了章太炎的入室弟子。事成之后，郑成了拉斐德路808号的熟客，此后一年半每星期至少见面一次，“实际发言的只有他自己”。郑的职责是发问、借书，“上自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下迄多乐赛·佘儿斯（今译‘多萝西·L．塞耶斯’）的侦探小说，他都要借，而且读得一样快”。这份阅读广度的见证，要到1979年《管锥编》问世后才被读懂。1943年夏郑决意南归，钱以一首五言古诗赠别，中有“时时过陋室，书乱与争坐”“子乡严又陵，才辩如炙輠”。“书乱与争坐”，是那一年半上海岁月最生动的定格。

1945年郑在厦门写下《忆钱锺书》，这是现存最早的钱锺书评传，也是唯一一篇写于“现场”、未经后世追忆改写的文字。开篇他给自己起了“钱迷”的诨名，说钱“以生知之资志困勉之学”，又评其“为人崖岸有骨气”，此正杜诗“在山泉水清”之谓也。1957年郑因言获咎，困顿三载，1960年之后钱把约翰·德莱顿的戏剧论文介绍给他翻译，可惜30万字的译稿后来散失，至今不知下落。钱那首《喜得海夫书并言译书事》“好与严林争出手”，正为此而作。

郑那篇“钱学”开山之作，其实是被人推着写出来的。1979年10月出席第四届全国文代会时，钱托责任编辑周振甫把皇皇四大册《管锥编》送给他看，并指名要他写一篇较像样的评论。此后郑让4名研究生同以《管锥编》作学位论文选题，1984年成果结集，是海内外第一部研究《管锥编》的专著。

钱锺书对“钱学”的态度，有一条完整的心态弧线。1981年他的排斥达到顶点，说：“若夫弟之生平，知管仲惟鲍叔，且知我胜于我自知，何必浪抛旅费与日力乎？”1982年口气全然不同，把郑门高足许为异日能纠己书之谬者。弧线顶点落在1983年除夕那封信：“而兄实为祸首焉。拆烧钱家小铺之日不远矣。”“祸首”二字，钱亲手交出了对一门学问的命名权。而钱的“接纳”始终带着保留，一面以“刻画无盐”自贬，一面借郑玄典故肯定其价值，又在信里向郑和盘托出“打通”这一治学心法。

1988年7月7日那封信，是钱对“钱学”最完整的表态：“大抵学问是荒江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挨了“批评”的郑朝宗，把信原样发表，然后据理力争：可厌的不是“显学”而是“俗学”，防止“俗学”的唯一办法，是把研究做深、做专。一个拒“显”，一个拒“俗”，恰恰因为两人都相信：真正的学问，容不下被权力裹挟，也容不下被流量裹挟。

郑晚年不居功，当有青年写信打听钱锺书的生平琐事、索要资料时，他感到为难，说“知人之难，古今同叹”。要真正认识一个人，最可靠的办法是“仔细地去研读他所著的书”。这正应了他给自己起的那个自号“叫旦之鸡”。

在《海夫文存》的作者小传里，他写得很直白：“生平深愿，是使本省文化恢复到严复、林纾时代居国内前列的水平，故常自充‘叫旦之鸡’，不断呼唤后起之秀奋发图强。”

他毕生所做的，不是为自己立言，而是把一种被埋没的学问，一遍遍叫到众人面前。至于“钱学”后来究竟是显学还是俗学，那是后人的事了。他和钱锺书终究谁也没说服谁。

（作者单位：广东第二师范学院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