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的《天演论》翻译自英国哲学家赫胥黎《进化论与伦理学》一书，但书中的主旨更倾向于英国哲学家斯宾塞的“任天为治”的观点。

斯宾塞根据达尔文进化论学说创建了“天人会通论”的理论体系，在西方世界影响巨大。但他把生物界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法则也运用于人类社会。对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赫胥黎不同意，主张要用伦理学来调整之，以“伦理进程”的“以人持天”，即人治力量来制约“宇宙进程”的自然力量。也就是吴汝纶在《天演论·序》中所指出的严复的“天演”一词概念，为“天行”和“人治”两种力量的调整、谐和。

由于当时的中国国势衰微、列强凌逼，严复出于“自强保种”、救亡图存的强烈现实需求，偏向于斯宾塞的“宇宙进程”的自然力说，但客观上因其著作卷帙浩大，字数偏多，翻译不易，所以他选用了赫胥黎的简明文本，但在翻译中添加了不少自己的悟解，特别是他的“按语”，让人甚至感到他只是在借赫胥黎这只酒杯，来斟斯宾塞及严复自己的酒。

斯宾塞认为，宇宙中存在着恒久不息的力，这种力体现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不断进化。自星云凝聚为星体始，地球上的生命体（包括人这一族类）出现，世间万物就无时无刻不在彼此竞争、相互绞杀，“物竞天择”这一宇宙“进化之力”不可能停息。竞争之后，再经自然与社会的选择，优胜劣汰，优者适合于环境，便繁衍壮大；劣者因不合于环境，就淘汰消亡。

严复也肯定宇宙中这种永恒之力，在《天演论·序》论及“大宇之内，质力相推，非质无以见力，非力无以呈质。凡力皆乾也，凡质皆坤也”，乾坤为“质力相推”而构成。严复以“力”解“乾”，“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天行之力，永不止息，人应效法之，自强奋起，永远行进。

严复举了许多例子来说明“物竞天择”的道理。例如，澳洲本土的蜂没有针刺，但后来移民者带来有针刺的蜂入境，无针的土蜂没几年就灭亡殆尽；有一种植物叫番百合，原长于地中海东岸，后移植到南美洲，蔓生数十百里，一眼望去，其他草木都不见了。自然界如此，人类社会也不例外，强者把生活资源都占据了，所以“丰者近昌，啬者邻灭”。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迎合了晚清爱国者们救亡图存的心理需求，转化成为强大的社会性推动力量，严复成了“介绍近世思想的第一人”。《天演论》也由此风行全国，几近经典之地位，“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一时成了国人的口头禅，连中学老师都要学生买《天演论》做读本，写“物竞天择”的作文。曹聚仁曾回忆：“近二十年中，我读过的回忆录，总在五百种以上，他们很少不受赫胥黎《天演论》的影响。”像胡适，他为什么以“适”为名，即来自“适者生存”；像陈炯明，取名“陈竞存”，也是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一语而来。

1899年，19岁的鲁迅在南京矿路学堂上学，他如饥似渴地接受新的知识：“看新书的风气便流行起来，我也知道了中国有一部书叫《天演论》。星期日跑到城南去买了来，白纸石印的一厚本。……一有闲空，就照例吃侉饼，花生米，辣椒，看《天演论》。”由此，鲁迅开始了对赫胥黎、斯宾塞、严复等人有关进化论思想的接纳与扬弃，开始建构初步的学理体系。

但对《天演论》的思想功能也必须一分为二。“宇宙过程”所操纵的人类天性，即“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天行”法则，若否定它，人这一族类或国族将遭到来自外部力量的压迫而毁灭；但若对此“天性”放任自流，崇奉丛林法则，从而放弃“伦理进程”，放弃“人治”，我们也将遭到发自内部力量的颠覆而毁灭。

必须警惕社会达尔文主义，在这一点上鲁迅比严复来得清醒。1908年，他在《破恶声论》中斥责兽性的丛林法则缺失了人的伦理本性，这种兽性、侵略性的思想苗头若不加以制止的话，定会把国人与民族引向歧途。

（作者为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