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诗集中带有“游”字且释义为“各处从容地行走”的诗题接近80个。其文集、词集中，也有颇多与“游”相关的表达，《东坡志林》中还专门辟有名为“记游”的类型。因此，“游”是苏轼生命中的重要活动，其畅快的飘荡不乐，在时日推迁中自成审美体系。

这些带有“游”字的诗题包含有许多元素，最核心的是地点（如径山、金山寺等），其次为以“次韵”“作诗”等字眼为标识的创作，接下来是以人名、官位或身份（如王晋卿、周长官）等为标识的游伴情况，再则有天气（雨中、雪中）、身体状况（病中）、游览次数（再游、重游）等。由此，苏轼的游赏与他的创作有着极为紧密的关系。可以说，苏轼每每出游必会形之为诗文，且非常喜欢有人同游，倘若条件不允只能独游时，就会发出“独游情易阑”或“独游长惨神”之类的感慨。但有些时候，苏轼也有一种“同游兴尽决独往”的兴致。

出现在这些诗题中的地名，也可大致分为三类：自然景观，如道场山以及百步洪之类湖山胜景；宗教场所，如吉祥寺、灵隐寺、金山寺等；人文景观，如三游洞、张山人园、城东学舍等。然而，地点虽异，苏轼在以它们为主题进行写作时却有着颇为一致的内在结构——都有展开的风景描写以及随之而生的种种议论，这些议论也呈现出颇为鲜明的类型特点，即在写自然景观或宗教场所时，所发的议论多为怀归之情、厌世之羁或老庄之悟；而写及人文景观时，所发的则多关人事或儒家情怀。

苏轼在湖山盛处、宫观之间乃至园林学舍等处展开的游赏，最为直接的一个效果就是把他从冗恶的事务当中解脱出来，让其性情得以舒展，“聊为山水行，遂此麋鹿性”两句，就是他对这一效果的呈现。正如他所述的“嬉游趁时节，俯仰了此世”，钟情山水的游赏，最终成为其度过此世的一种审美选择。

艺术，同样是让苏轼舒展性情的一种有效路径。苏轼善于诗、词、文等各体写作，在书法与绘画领域也有着极高的造诣。他常常能令进入笔端的不同艺术形式实现跨门类互通，其中“聊将诗酒乐，一扫簿书冗”“自言其中有至乐，适意无异逍遥游”等诗句，说的正是他从作诗、写书以及绘画等艺术活动中得到的快乐。

同游赏具体的景观所带来的快乐相比，畅游于艺术带给苏轼的是更为触手可及的快乐。极善生发与想象的苏轼，有时候甚至能够借由艺术做沉浸式的入画之游，并从中获得可媲美于山水之游的乐趣。如《郭熙画秋山平远》中的“鸣鸠乳燕初睡起，白波青嶂非人间。离离短幅开平远，漠漠疏林寄秋晚”四句，写的便是苏轼春天于办公场所玉堂看画，进而短暂地借眼前之画做山水之游的事情。

此外，游于艺还能让苏轼拥有同他人保持联系的快乐。苏轼集中存在大量带有“次韵”“次前韵”“和”“再和”等字眼的诗题。于中，一方面可知苏轼因诗而群的活动之多，另一方面则可看出苏轼的交游之广。

喜与人同游且通过艺术等媒介同人保持交往的苏轼，有着极为广阔的交游对象，这可从苏轼的诗题以及他的诸多书信中得到验证。苏轼曾自言：“吾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若以身份与时空为标准，可将他的所有交游对象分为六类：一是亲朋，以子由、苏过等为代表；二是同僚，如太守徐君猷、霍翔、王规父等人；三是诗艺同道，以苏门六学士、王巩、王诜等为代表；四是方外之友，如道潜、佛印、辩才等；五是田夫野老，如苏轼贬谪黄州之时告诉他若要“富饼饵”便要“纵牛羊”之类耕作窍门的农夫等；六是古之贤士，以陶渊明为代表。前三类是在朝时期的苏轼的主要交流对象，方式一般为宴饮唱酬。贬谪阶段的苏轼的主要交游对象则变成亲友、诗艺同道、方外之友、田夫野老、古之贤士，尤其是后三类，给累遭贬黜的苏轼以极多的温暖与慰藉。

苏轼在风景、艺术以及古今人物层面所做的充满乐趣与创意的游之实践，不但令他得以在困境当中保持性命自得之境，而且也为后世读者提供了一种应对人生诸般风雨的高明而可亲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