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纪鑫是作家群中的史学家，又是史学家中的作家。他涉足的创作领域有诗歌、戏剧、小说、评论，但影响最大的应该是文化历史散文。他刚逾耳顺之年，结集的作品就有四十多部，拥有众多的爱好者和研究者，杨天松就是其中很有成就的一位。

中国有文史同源的优良传统，像古代的神话传说，既有历史思维的明显特征，又有虚幻神奇的文学因素。鲁迅说司马迁的《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就是从文史有机结合这两方面进行的高度评价。鲁迅的《故事新编》虽然取材于神话传说、历史典故，但古今杂糅，自认为戏谑油滑，应归属于文学范畴。但鲁迅晚年撰写的《病后杂谈》《病后杂谈之余》等，我认为应该算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优秀的文化历史散文。

谈文化历史散文，恐怕要首先确认真实的“历史”究竟是否存在？历史，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也是史家对过往事件的搜集、整理和记录。历史研究的最高境界是秉笔直书，正确总结其经验教训，以史为鉴。所以宋代司马光的编年史就叫《资治通鉴》。但是，还原历史的原生态是件十分艰难的事情。首先，我们肯定历史的本相是存在的。但是，史学家用自己的文字表述激活了的历史，又是重新构建的历史。这使读者了解的历史带上了史家和口述者的主观性与局限性。中国传统往往是后朝为前朝修史，因为当代人修当代史不可避免有时间的局限性，对一些正在进行正在发展的过程往往看不清晰，无法作出准确判断。后朝人修前朝史往往放大前朝的阴暗面，以强调当朝的正确性。如果有相同的阴暗面，还可能予以掩盖。鲁迅在《病后杂谈之余》中指出，清代修《四库全书》时就运用擅改古籍的手段，“不唯自掩其凶残”，还要替金人掩饰他们的凶残。所以文字史料亟须辨伪求真。此外，旧中国农民大多不识繁难的汉字，更看不懂深奥的文言文。他们的历史知识很多来自听说书、看社戏，所以往往有被戏说的成分。老百姓相信的是“七实三虚”的《三国演义》，而不是西晋史学家陈寿所著的《三国志》。老百姓熟悉的唐伯虎和秋香是《三笑姻缘》中的人物，而不是《画史》和《金陵琐事》中的人物。除文字史料、口述史料以外，还有一种实物史料，如浙江金华发现的“上山文化”、四川广汉市发现的“三星堆遗址”，都极大丰富甚至可以部分改写中国的历史。但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之下，文物的赝品在市场流传越来越多。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仿制品的工艺水平也越来越高，几乎可以乱真。在这种情况下，曾纪鑫不仅使自己的作品逼近历史真相，而且还要跟哲理、文学有机融为一体，其难度可想而知。他写《千古大变局》《抗倭名将俞大猷》等作品，不但博考文献、覃思精研，而且进行了田野调查，在历史研究的语言转向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所以受到的赞誉是实至名归。

本书作者杨天松跟他的研究对象曾纪鑫是朋友。但他撰写的这部评论集并非某些小圈子里的相互吹捧，而是在细读曾纪鑫全部作品之后撰写而成。他从多侧面分析了曾纪鑫作品的思维方式、文化语境、艺术特征，特别是抓住了“现代性”这个关键词。正如杨天松所言，“现代性”的概念，常被人混用、误用，言人人殊。恰似佛家六字真言中的那一个“唵”字，虽然简单，实则含有众多意义。信徒似皆有所悟，但各人的理解并不一样。现代性是一个时间性的概念，在西方是指文艺复兴以来“新的”世界体系生成的时代，大约是14—17世纪。而中国的现代性起始于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期间，两者相差了约四百年。在西方，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成了“后现代”，而在中国，20世纪40年代末却被称为“当代”。岁月不居，斗转星移，时间性的概念不能不发生变化。所以，用西方的概念解释中国的问题常有尴尬矛盾之处。据我理解，杨天松理解的“现代性”，本质上就是文化历史散文的批判精神和当代意义。在谈到中国文字的改革时，鲁迅强调“即使艰难，也还要做；愈艰难，就愈要做。改革，是向来没有一帆风顺的”。显然，这种“愈艰难，就愈要做”的精神，在任何改革领域都是应该发扬光大的。

研究历史，去蔽求真，往往是一件要承担不同风险的事情。为逼近历史真相，春秋晋国的太史董狐丧了性命，两汉史学家司马迁竟被阉割。迈入历史研究和文化历史散文写作的人都应该有一种精神，能像屠格涅夫散文《门槛》中那位姑娘一样，既然迈出了这道门，就必须奋然前行，义无反顾。因为时代需要忠实的代言人，历史需要忠实的记录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