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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致于式枚的一通佚信

□肖伊绯

严复先生(1854—1921年)早年以译介《天演论》一书闻名海内,终身致力于传播以“进化论”为中心的各类西方学说及学术理论,对中国近现代知识界、思想界、教育界乃至公共文化界,都曾产生过既发聋振聩又持续深远的影响。这一影响,历经一个多世纪,至今犹存。

作为中国近现代时期的重要历史人物,因后世读者与研究者众多,严复的个人著述及相关史料文献,历年来被不断搜集整理,已经结集印行的各类出版物规模庞巨,蔚为大观。10年前,随着《严复全集》于2014年由福建教育出版社隆重推出,关于严复著述与包括书信在内的相关史料文献的广搜精编,可谓告一段落。如笔者辈一般读者及研究者,就此拥有了一部搜罗宏富、编制精审、可直接用于研究参考的基础性文献。

不过,严复生前致送亲朋师友的巨量书信,更为读者与研究者关注,因其不但是研究其个人生活史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史料数据库,更是一个宏微价值兼具的近现代思想史研究宝库。或亦正因为如此,《严复全集》出版之后,是集书信部分的编者仍不断增补与校订,通过各种渠道,尽可能令更多稀见珍罕的严复书信纳入“补编”工程之中。

终于,继《严复全集》出版8年之后,2022年4月,作为《严复全集》重要组成部分的书信部分,率先推出增订一新的单行本专集。在全集原有496通书信的基础上,复又增补45通书信的《严复书信集》,仍由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面世。

遗憾的是,除了笔者新近发现且已披露过的严复致胡朝梁一通书札,以及严复致丁叔雅与吴彦复的一通短札之外,近日竟又发现了严复致于式枚的一通手札,亦为《严复全集》《严复书信集》所未收录者,仍属“佚信”之列,可称两部集子的又一“遗珠”之憾了。

笔者在翻检台湾《政论周报》旧刊时,意外发现该刊第114期的常设栏目“名人墨宝”中,影印有一帧严复手札。信文照录如下:

晦老侍郎执事,闭会日一谈,甚快。兹呈折扇一张,乞公加墨,以为永宝。最好乘兴为书两面,尤感文章气谊。久故求与公正敬者,一时固甚难也。手此奉渎,即颂时祺。

严复谨上 廿三

上述一通手札,表述简明,不过区区七八十字;内容简单,无非是严复向友人求赐墨宝(赐书扇面),这一番看似日常的文士酬应之举,实在是司空见惯、平淡无奇,似乎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研究价值。

不过,但凡翻检过《严复全集》《严复书信集》的读者,即可知这么一通简短的手札,自有其不可忽视、弥足珍贵的价值。因这两部集子里,均未收录过严复致于式枚的任一一通信札,也即是说,严、于二人的通信,在目前已知的严复研究基础性文献里均属“空白”,而这么一通短札的出现,恰恰填补了这一“空白”,为关涉严复与于式枚交往事迹的研究,悄然打开了一个“窗口”。

言及于此,就有必要约略介绍一下于式枚的生平履历了。于式枚(1853—1916年),字晦若,祖籍广西贺县,四川营山人。清光绪六年(1880年)进士,授兵部主事。后充李鸿章幕僚多年,奏牍多出其手。1907年充出使考察宪政大臣,上奏反对立宪与召开国会,因得皇族及“保皇派”支持,擢升邮传部侍郎,后经张之洞奏荐,复任吏部侍郎、学部侍郎、修订法律大臣、国史馆副总裁。辛亥革命后,隐居青岛。1913年,清史馆成立,任纂修清史稿总阅。1916年病逝于上海。

据上述履历可知,作为清末重臣、“保皇派”中坚的于式枚,与严复虽为同一时代的重要历史人物,可二人当时的社会地位、思想立场以及事业生涯,均有着明显差异。二人虽年岁相当,亦皆活跃于清末民初的时代舞台之上,可正是由于这些个人志趣与生涯景况上的明显差异,“交集”本就不多,“交谊”则似乎更是几近于无。

事实上,后来因译著《天演论》等西学名著,一度声名远播、可谓名满天下的严复,在个人事业生涯之初,也无非是以科举仕进为人生第一要务。然而,其人曾四度参与科举考试——1885年参加福建乡试,1888年参加顺天乡试,1889年参加顺天恩科乡试,1893年再次返回福建参加乡试,均以失败告终。

直至1909年底,清廷委派与严复皆为同龄人的于式枚、梁敦彦等组成一个特别的考察组,赶赴各省考察表现优异的留学生,分别授以进士与举人出身。1910年初决定该次共审核通过23人,其中名列榜首的是办理铁路有成的詹天佑,赏给“工科进士”;其次则是严复,赏给“文科进士”。或许,正是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代机遇之下,严、于二人的因缘,方才得以开启。

试想,时年已56岁、曾4次乡试落榜的严复,面对57岁学部侍郎的考察与“提携”,当时景况与个中况味,恐怕一时间心中是五味杂陈、难以言表的。虽然如此,待到1910年初,当被朝廷列举为“文科进士”的消息传来,严复还是即刻赋诗《见十二月初七日邸钞作》一首,为之“诗言志”一番,诗云:自笑衰容异壮夫,岁寒日暮且踟蹰。平生献玉常遭刖,此日闻韶本不图。岂有文章资黼黻,敢从前后论王卢。一流将尽犹容汝,青眼高歌见两徒。

显然,诗里是有怨气的。诗中怀才不遇与英雄迟暮之感,可以说是溢于言表的。无论如何,严、于二人的交往,可能正是从此次清廷“选士”之举开始的。如果笔者的这一推定成立,新近发现的这一通严复手札的书写时间之上下限,也由之可以推定,即1910—1916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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