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为中国近代杰出的启蒙思想家和翻译家，他翻译的西方八大名著，涵盖了近代先进的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逻辑学等诸多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为近代中国引进了全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近现代中国思想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其功至伟。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尖锐批判旧中国保守、落后的旧思想、旧制度，大力呼吁变法维新以求救亡图存，在倡导引进西学的同时竭力主张维护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批判地吸收和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体现了他超前的目光和深邃的思虑。

孙汉生同志因为主持编辑出版《严复全集》而为严复的思想所吸引，投入对严复的深入研究，撰写了著作和文章，发表自己的独到见解，近又将其新著《严复片论》结集出版。孙汉生的“片论”主要针对严复作为思想家和教育家的思想主张进行深入剖析，得出了与当代某些评论家并不相同的结论。相较之下，孙君的论断会更加中肯和确当。这应得益于他编辑《严复全集》、研读文献、紧扣文本的优势。

《严复片论》首论严复的文化自信，来自儒者的学识、远见与旷达情怀，严复在自题联语中称：“有王者兴必来取法；虽圣人起不易吾言。”可见他对自己独醒的见解与所论治世之法充满自信，在当时这种谠言正论堪称“孤芳自赏”，但他毫不介意，应了宋代改革家王安石“三不足”的誓言：“人言不足恤。”孙君首论及此，应是知时论世之见。

《严复片论》还重点论述严复的教育思想，指明严氏既是启蒙思想家，自然不流于空谈，而是体现在作为教育家的一贯实践中，履行的正是教育启蒙的职责。严复的翻译与施教均在于履行启蒙使命，因而称之为“叫旦之鸡”也不为过，与林纾的翻译异域文学作品有异曲同工之妙，故有“译才并世数严林”之誉。但孙君更着意于严复的教育家角色，认为这是他的“第一身份”，或者曰“终其一生的职业和身份，是一位教育工作者”。的确如此，这才与他的“启蒙思想家”桂冠相匹配。

作者认为，严复对于教育理论的思考，乃是“出于对亡国灭种危机的忧患意识和救亡目标”，这是知人论世的确论。严复深怀救亡图存的宏愿，译著、执教皆不失初衷。他首论国民教育宗旨在于“三民”，即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基于此，孙君论及严复有关国民素质教育的前提和措施；学校教育则强调德、智、体三育并重；教育内容乃要求西学、外语与旧学兼具；高等教育则强调尊重多样性，“兼收并蓄，广纳众流，以成其大”。

作者认为，严复由国家和民族危机而激发起对本国旧有政治制度、传统文化、国民素质和科举教育的思考，并且参照异域文化揭示和批判传统思维方式，从逻辑学角度对中国旧有经学和宋明理学、心学进行深入分析和批判，体现了他的科学精神和批判态度，这种理论的批判深具说服力。孙君特别揭露国家政权腐败的恶果和影响，认为必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正确的价值观，参以西学观点和西法，建构适合中国国情的新的价值体系。

《严复片论》阐述严复法治思想的逻辑是明确的，即指出法的概念，制定善法；认为法应用于约束权力，保障民权，立法适应国情民俗，严复法治思想体现严复的政治态度。严复的君子观，反映他继承传统的君子义利观，又将天演进化思想融入君子中庸之道。这些都体现严复学贯中西、会通中外并多有创发的独立思想品格，十分难能可贵。孙君还指出，严复翻译《天演论》和撰作《原强》的目的，旨在唤起民众救亡图存，故引进西方社会学，并将之中国化，启导了梁启超等继续推进社会学的中国化，营造学术氛围，推动人才培养，对此严复亦功不可没。

此外，《严复片论》还附论及于严复追随沈葆桢巡台往事，赞颂沈公不顾瘟疫、善处疫情后撤离的仁者之德与勇者之气，以及为经营台湾打开局面，实行开山抚番、招垦促耕、文明教化、设治施政等方面作出的重大历史性与开创性的贡献。另外更以散文笔法叙及船政功勋人物、法人总监督日意格对创办福建船政所作出的独特贡献，表达对这位国际友人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

总之，这本《严复片论》主要通过对严复的文化自信的思想与实践，论述其对中国近代思想启蒙所作出的重大贡献；指出严复的文化自信乃源自于他对中华文化的自信和自身思想学术的自信，二者环环相扣，论述严谨。进而阐述严复对近代中国思想界的启蒙之功，来自他对旧中国社会状况的体察与自己的教育实践活动，见解独到而深刻。该书虽非全面论述严复其人及其思想，但抓住了严复生平的重要业绩与思想主体，因而“片论”并不偏，管中窥豹，以之可以概括严复一生的思想主体和重要贡献，对读者深有启迪，颇有补益于严复思想研究。

（作者系福建省文史研究馆原馆长、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