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加速演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如何深刻把握理论创新与伟大实践的内在逻辑，是时代赋予学界的重要课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与中国式现代化》一书，面对如何建设现代化强国的时代之问，立足马克思主义整体性原则，跳出碎片化议题阐释的窠臼，把理论创新与现代化实践视为一体两面。该书最大的结构性突破在于深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与“中国式现代化”互为表里、辩证统一的内在逻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作为灵魂与方法论引擎，导引着作为现实展开与文明结晶的中国式现代化。
全书始终贯穿唯物史观这一根本方法，依托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和文明逻辑等四重逻辑递进铺陈。为了深刻解答“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时代命题，全书开篇即点明必须坚持“两个结合”，并据此搭建出全书的核心分析框架。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是我们党坚定信仰信念、把握历史主动的根本所在。
该书前三章浓墨重彩地阐述了理论创新的规律，其中颇具创新的理论探索在于对“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的深刻剖析。守正创新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必然要求，坚守马克思主义魂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正是守正创新的题中之义。书中将“第二个结合”界定为又一次意义重大的思想解放，凸显出新时代党的文化自信与理论自觉。历史经验早已证明，马克思主义若要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发挥作用，唯有与具体实践相结合。正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式现代化建立了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我们才能将百年党史的理论建构置诸现代化实践进程当中，并因此完成对新时代重大理论议题的系统阐释。事实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恰恰是这种逻辑上的契合，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度融合。“两个结合”之外，作者还系统阐释了“六个必须坚持”的世界观、方法论，详细阐明了这套思想方法指导现代化建设的具体路径。
有别于立足横向广度叙事的同类专著，该书以大历史观的纵深叙事逻辑来把握时代大势，梳理出中国式现代化的百年演进脉络，有力地论证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选择的历史必然性。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进行了种种艰难探索却屡遭失败。追根溯源，或许缘于彼时中国知识界普遍将西方特定社会条件下的公式嵌套进中国，从而陷入现代化就是西方化的认知误区。该书对中国共产党承接历史使命的伟大历程进行了详细梳理：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了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此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更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起完整的工业化和国民经济体系，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值得关注的是，该书在完成中国式现代化的宏大理论建构之余，亦进一步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五个中国特色：一是人口规模巨大，决定了发展途径的复杂独特性；二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必然要求；三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充分体现出人的全面发展诉求；四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彰显出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底色；五是走和平发展道路，坚决摒弃殖民的血腥逻辑。这种多个维度的理论建构，将中国式现代化从单一的经济指标中解放出来，升华为一套完整的系统工程，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不断推进提供了科学指引。
该书的第六章“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类文明新形态”通过描绘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一宏伟图景，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视野拓展至全球演进与人类文明比较的宏大语境中。长期以来，西方学界凭借话语霸权，试图将依托资本扩张、伴随两极分化形成的自身发展模式，包装成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模式。然而，该书以马克思主义文明观为指导，对西方所构建的资本主义现代性进行了批判，阐明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新之处。一方面，相较于资本主义文明形态，中国式现代化所主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实现了价值逻辑与社会制度的超越，摆脱了资本逻辑的支配；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兼顾了民族性与世界性，既是中华文明现代化转型的成果，更为全球现代化开辟了新的道路。西方现代化的核心驱动力是资本的自我增殖，这一点会导致贫富分化、物质主义膨胀、种族歧视、阶级分化以及对自然生态的掠夺性开发。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能创造出这一种文明新形态，正是因为它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远远超越了西方现代化以资本为中心的逻辑，从而在追求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同时，成功规避了西方现代化进程中必然产生的两极分化。中国式现代化秉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亦超越了西方现代化所秉持的人类中心主义。此外，中国式现代化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毅然摒弃了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总的来看，中国式现代化这条根植于中国具体国情内生演化而成的发展道路，正在为众多发展中国家开辟一条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发展路径，彻底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
理论创新的生命力在于指导实践。在全书的终章“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作者将宏大的文明叙事收束于实践归宿，强调必须以高度的历史主动精神，全面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清晰解答了“怎么走”“如何干”的现实问题，生动诠释了实践发展与理论创新的辩证关系。
（作者单位：福建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