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哲宗元符二年（1099年）八月初三，时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章惇在上呈《神宗实录》《神宗帝纪》之后，又上呈《新修敕令式》。《宋史》记载：章惇在哲宗面前进读，其中有元丰时没有而用元祐敕令修立者，哲宗说：“元祐也有可取的吗？”章惇回答说：“取其善者。”（《宋史》卷18）这一问一答相当精彩，使人如见其人，如闻其声。这样的对话，在《宋史》中并不多见。

元丰是宋神宗的年号，元祐是宋哲宗的年号，宋哲宗即位时还不到十岁，是与太皇太后（即神宗时的高太后）“同政”的，高太后“召用马、吕诸贤，罢青苗，复常平，登俊良，辟言路”，使“天下人心，翕然向治”。元祐八年（1093年）九月，高太后去世，哲宗亲政，一切都翻了烧饼，连年号也先后改为绍圣与元符。元祐年间召回的老臣，如司马光、吕公著等早就去世了的，不但追夺“赠谥”，而且官职一贬再贬；活着的如文彦博、范纯仁、范祖禹、吕大防、苏轼等，则以各种不同的罪名或贬或罢，驸马都尉张敦礼因元祐初上疏赞誉司马光而削夺留后职掌。元祐年间刚刚编撰不久的《神宗实录》也重新编撰，王安石重新配享神宗，蔡确被追尊为太师。章惇、蔡卞、蔡京、黄履等则升官晋爵，弹冠相庆。

在这样背景下来读宋哲宗与章惇对话，或许会看得更加清晰。

章惇说的当然没有错，“取其善者”可谓常识。可谓常识的东西，在宋哲宗赵煦的眼里却成了一个问题，这就发人深省。按照绍圣、元符这几年中所做的，可以用“元祐也有可取的吗”这句话来反问，但宋哲宗此问显然不是反语，他是问得很真诚的，也没有把“元祐”当作是自己的年号。宋哲宗亲政之时不到十八岁，立马就“翻烧饼”的事，他未必做得出来。《宋史》称，这都是“熙、丰旧奸……卒假绍述之言，务反前政，报复善良”。所谓“绍述之言”，大概是要哲宗子承父业。哲宗会问“元祐也有可取的吗”，既是元祐老臣只将他当作小孩的心理反弹，也是“熙、丰旧奸”给他渗透操控造成的结果，包括那位表面上说“取其善者”的章惇。

章惇确实是很卖力的，重修《神宗实录》，编撰《神宗帝纪》和《新修敕令式》，都是他的杰作。所谓《新修敕令式》，“修”的是元丰时的“敕令式”，他当然以为元祐时的“敕令式”不“新”，才去“新修”元丰时的。那条“元祐敕令”是一不留神混进去的还是用心良苦来替元丰装饰门面的，只有他自己心知肚明了。“取其善者”云云，或许仅是章惇虚晃一枪而已，当不得真的。

关于元祐之政之优劣，或有争议。此处不再议论，我只想说，“元祐”也有可取之处。之所以给“元祐”二字加了引号，乃是因为它只是前任或前朝的代号。我们同样也可以说“元丰”也有可取之处。后人应当以前人之善为法，以前人之恶为戒。不仅是前任，对于前朝也一样。

“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这八个字，出于《资治通鉴》最后的“臣光曰”，然而，这几乎也是历代编史者的指导思想。别的不说，就是《宋史》的编著者脱脱与阿图鲁，在《宋史本纪》最后一篇的“赞”，评说宋代三百年历史：“赵宋虽起于用武，功成治定之后，以仁传家，视秦宜有间矣。”肯定宋朝以仁义治国，而使南北两宋延续三百余年。同时又指出宋代“仁义治国”之弊：“然仁之敝失于弱，即文之敝失于僿也。”《宋史》的编著者脱脱与阿图鲁，都是元朝的宰臣，虽然宋是元的前朝且为元所灭，仍然肯定它的长处，还特地说到当年宋太祖统一天下之时，曾以勿杀百姓之言告诫曹彬，元世祖平宋时也吸取这一点，而使“吴越之民，市不易肆”。

阿鲁图将《宋史》进呈元朝皇帝时，元朝皇帝说了一番话：“史书所系甚重，非儒士泛作文字也。彼一国人君行善则国兴，朕为君者宜取以为法；彼一朝行恶则国废，朕当取以为戒。然岂止儆劝人君，其间亦有为宰相事，善则卿等宜仿效，恶则宜监戒。朕与卿等皆当取前代善恶为勉。”

看来，“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还不仅是修史者的座右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