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寿是中国当代少数精通甲骨文、金文的女性学者，是20世纪“金石气”与“书卷气”兼具的女性书法家，与萧娴同被誉为“南萧北游”；又与同乡丘堤、蕉城霍童的潘玉珂、福安韩阳的曹英庄共被誉为“闽东四才女”。

游寿（1906—1994年）生在闽东霞浦，成长在热血沸腾的五四运动中，这一变动的社会风气使长久以来禁锢在封建传统桎梏中的女性重获自由，时代赋予了女性从事艺术活动的有利条件；游寿出身于一个书香门第之家，深受其高祖游光铎与其父游学诚的家学影响。游光铎为清乾隆翰林、监察御史，辞官后任福州鳌峰书院山长19年，培养了众多优秀人才，名臣林则徐就是其中一位；游学诚为清光绪举人，福宁近圣书院山长，思想开明，创办了“闽东第一所自办的女子学校”，有着“福宁五县文教领袖”的美誉。据《霞浦县志》记载，游家共走出9位举人，士风鼎盛。基于上述的成长背景，游寿抓住了契机，走出了闺阁，步入社会的大流，开始追逐自己的事业与梦想。

“金石气”与“书卷气”的称谓，最早见于晚清文艺理论家刘熙载的《游艺约言》：“书要有金石气，有书卷气，有天风海涛、高山深林之气。”所谓“金石气”，是指南北朝及其以前的金石碑刻书法所表现出的审美特征或审美趣味，具有一种浑穆雄郁、粗犷朦胧、天然稚拙的美。回顾中国书法史，“金石气”的再度倡议，出现于清代。千百年来，以“二王”（王羲之、王献之）书风为主流的帖学的风靡，清代科举制度下所产生的具有“乌、方、光”特征的馆阁体以及清雍正、乾隆年间兴起的文字之狱等精神上与政治上的积郁压抑，使得人们在书法上厌帖寻碑，促使当时的书家对金石上所显示的坚峻、挺傲产生了感情的共鸣，极欲将古代这些书迹上的风神，化为自己书迹中新的审美气息。

“书卷气”则包括两层含义。其一指作品中体现出的文化修养及气质品格；其二指狭义上技法风格层面的“书卷气”，即与“金石气”相对应的书法审美趣味，以取法“二王”一系帖学、墨迹为主，作品呈现出儒雅俊逸、秀美流畅的审美旨趣。从书法风格上言，“金石气”重于“形质”，“书卷气”重于“神采”，二者如何融合，实质在于书家对碑学与帖学概念的理解，对于其书法风格本质如何汲取。

游寿师从著名的古文字学家、教育家、书法家胡小石，胡小石书法师承清末金石学家李瑞清，李瑞清与康有为等“尚碑而拒帖”不同，主张“南北虽云殊途，碑帖理宣并究”，其融碑纳帖的书法风貌与理念对其弟子胡小石影响颇深。胡小石书法取源金石碑刻之风格，融篆隶于行书之中，形成下笔斩钉截铁、结字大开大合的风格，而游寿在其师书学理论上一脉贯之，书法风格在晚年能超凡脱俗、自成面目。加之游寿深究金石学、古文字学等理论研究，因此其书法表现出线条生涩苍老，点画瘦劲，结体初模唐楷，后全然抛弃规整的“唐尚法”楷书，转学欹侧多变的北碑书法，以《张猛龙》《张玄墓志》为主，结体疏朗秀劲，多赋以隶书笔意，具有浓郁的“金石味”，因其女性身份，其书法凝重中露清雅，随着学养与年龄的与日俱增，其书法更显古拙老辣。

游寿的书法风格又蕴含着显明的“书卷气”。作为一名学者型书法家，游寿特别强调字外之功夫，即文化修养。其在《随感录》中言：“书法作为艺术，体现文化情韵，就要讲究艺术修养。杜甫有云‘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对于书法亦是此理。”游寿将碑与帖之中的“金石气”与“书卷气”熔于一炉，其书法风貌“形质”与“神采”兼具，融碑帖之所长，表现在用笔上凌空取势而不轻浮，结体欹侧多姿而不失稳重，用墨枯润得宜而不失质感，整幅作品金石之气与书卷之气兼具。

游寿的学书路径，从“学古而不泥古”到“以古为徒”，再至“我为主，古为宾”，她用一生践行此路，成为后人敬仰的丰碑。

（作者单位：福建理工大学建筑与城乡规划学院）